一宿舍的军师都沉默了,人的日子都没过好，为什么要管动物？｜专访黄宗洁

现在，讨论人与动物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城市化进程必然加剧，各种天灾、剥削和伤害在所难免，近年来也有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的袭来。 这些引起了动物状况的危机。 在这种环境下，动物的权益必然会牺牲吗？

著名学者、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科教授黄宗洁已专注于动物保护及相关研究30年，她的代表作《它乡何处》最近刚推出简体中文版。 在书中，黄宗洁将以冷静而富于感情的视角，探讨展示动物、野生动物、同类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等一系列争论不休或不太展望的议题。 这些故事的主角，从常见的动物园大象、受宠可吃的狗、在城市里游动的流浪猫，到误入地铁的野猪、一出生就被碾碎的小鸡、一只被称为“长翅膀的老鼠”的灰鸽子，被饲养在人类家庭里的同类再也不能交配了

更有甚者，黄宗洁对当代艺术、人造景观、大侠文学中动物的情况，比如米老鼠、熊本熊等吉祥物，电子宠物的流行，儿童图画书的刻板印象，少年PI与老虎的互动，甚至《哈利波特》的海格教授，真的很爱动物

这些疑问是动物保护、研究领域难解的伦理问题。

最近，我们以《它乡何处》出版为契机和黄宗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她想强调的不是一步一步地改变事实的方面，而是观念方面的松懈。 如果大家永远以“人的生活这么差，没人有动物空管”的态度来面对现在的动物和环境问题，其实回头看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人的生活可能会更糟。

认识黄宗洁，其人早已超越其文。

10年前在中国台湾做交换生，黄宗洁选择了华文散文阅读。 虽然外表纤细，但却是广为人知的动物女性。 学生看到受伤的猫狗、失去温暖的燕子，总是条件反射地给她打电话。 她说她大学毕业后买第一辆车是想载流浪动物。 那时年轻，野心勃勃，冲锋陷阵，闲逛了好几年。 读书时令人印象深刻的琐事，包括她多年来在办公室里放了几块饼干，给路过的老鼠做粮食，“以免打扰”。

此外，她还在课堂上介绍了旅美艺术家张力军山的《意外领域的形骸孤岛(accident realm : ashenatrocitiesonadesolateisland、 2011 )”的行为艺术作品，让流浪动物的骨灰进入会场，观众提供筷子捡起来放进信封，抗议对放在信封里的流浪狗的扑杀政策，“捡骨头的过程也是人与狗关系的逆转，永远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挺身而出，长辈捡骨头供养生前被当作垃圾处理的流浪狗，最后让它拥有唯一的温柔。”但教室里的普通下午却白白地刻骨铭心。

10年后，藉黄宗洁《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简体版问世的契机约访。 她刚刚结束了为猫妹妹血栓留医ICU的忙碌，但这几个月前，她又被入侵家中的老鼠折磨，生活拮据。 因为想找到生存之道，所以用臭氧、超声波尝试了很多方法。 另外，录像连接的头还担心被困在里面，天花板没有了，她画出了老鼠是如何在哈密瓜上挖标准的圆孔，以及如何在和她狭路相逢时战战兢兢地爬进厕所的缝隙里。 “我承认我很崩溃，但心里还是有很多赞赏和不忍”。 时代变迁，温柔生动的语调不会变，对动物的关怀和平视始终不会变。

《它乡何处》，作者：黄宗洁，版本：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年4月

《它乡何处》的书名呼应了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 )的《乡关在哪里》和女性主义作家夏洛蒂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的乌托邦小说《她乡》 在制度制定的同时，在自序的最后，黄宗洁引用了J. M. Coetzee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中的对话。 主人公约翰询问了推进动物保护的母亲。 “妈妈，你相信上多少次诗鉴课屠宰场才会关闭？ ”“不。 ”“那为什么需要用诗来欣赏呢？ ’“约翰，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 只是不想静静地坐着枯萎等待。 ”看了几部小说、散文或诗，不能封闭屠宰场，但看了，知道了，就要做点什么。 坐立不安——读到这里，记忆中的那堂课，她落下的眼泪还想叫。

她用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风景画理论形容人与动物的复杂边界：

美丽的风景画最关注的是和谐的整体布局。 风景画必须表明不同的物体要按大小比例协调，但对生活在那里集中于直接需要的人来说，只关注整体的一小部分。 风景画表现出距离优势，只有在一定的距离上才能观察整体结构，才能在个体与现实之间建立冷静而感情丰富的特定关系。 但是从远处看，生命与环境的和谐本身并不等同于观赏者看到的和谐。

在书中，她以这种“冷静而富有感情”的视角，探讨展示动物、野生动物、同类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等一系列争论不休或鲜为人知的议题。 这些故事的主角，从常见的动物园大象、被宠吃的狗、在城市里游弋的流浪猫，到误入地铁的野猪、一出生就被碾碎的小鸡、被称为“翅膀老鼠”的灰鸽子，被饲养在人类家庭里，不再是了它还能线剥当代艺术、人造景观、大侠文学动物的状况，包括米老鼠、熊本熊等吉祥物、电子宠物的流行、儿童图画书的刻板印象等

其文又恰如其人，不以训导的姿态大声疾呼，而是以大量文学影视作品以及动物现状的事实铺排，呈现看似和谐背后的喧哗与杂音，继而推广改变的力量，润物无声，却源远流长。

黄宗洁，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博士，现任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台湾及香港当代文学、家族书写、动物书写等。长期关心动物伦理相关议题，近年主要研究则为城市中动物与人的关系。著有《伦理的脸：当代艺术与华文小说中的动物符号》《生命伦理的建构：以台湾当代文学为例》《当代台湾文学的家族书写──以认同为中心的探讨》，与黄宗慧合著有《就算它没有脸：在人类世思考动物伦理与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难题》。受访者供图，摄影：Wu René。

新福利论：寻找观念松动的起点

新京报：这本书的文体比较特别，比论文易读，又比散文翔实，各章节聚焦一种人类对待动物的形式，又分别列举大量参考读物、影视作品，“苦口婆心感”跃然纸上，是基于怎样的构思？脉络又是如何展开的？

黄宗洁：我起初没有企图心把写作作为动物保护的运动形式。这本书繁体版原本是大学中文系教科书的邀约，想当做类似电影文学、旅行文学的文类读本。但谈论动物文学，其实需要跨学科思维和阅读习惯，所以我建议调整为类似社科书的通识教育读本，能够让对动物议题有兴趣的人，有一些门口可以推进来。

至于简体版，我一直觉得大陆需要一本这样的书，不见得由我来写。目前大陆谈论动物议题的作品大部分还是译作、从动物救助经验展开的，或是二分地谈论城市/文明与乡土/自然，真正符合华人语境的城市动物讨论仍旧比较匮乏。加上大陆城乡之间的经济、观念、生活方式念都存在严重的"时差"，需要去梳理脉络。我意在找到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关乎人"万物之灵"的绝对优位心态，在此背景下，再代入在地性讨论。

动物保护的个人经验当然是从最"土法炼钢"地把一只猫一只狗捞回家开始。它们最切身、存在感最巨大，在城市社会里如此不被兼容。可能天生自带动物雷达，我真的就是小学就会阻止同学抓蝴蝶、看到捕鼠笼会偷偷把老鼠放走的那种小孩，我从来都觉得猫狗之外的其他动物也并不遥远，还有它们被伤害的处境，这件事本身就以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方式积累在你的生命中，而并非忽然灵光一闪地发现社会上还有这些议题需要关注。

论震撼教育，要数21世纪初，中国台湾地区动物社会研究会发起反皮草卧底调查，在报纸头版放了一张动物回头看着被剥了皮的自己的照片，我对它竟然必须活着忍受这一切痛苦感到巨大的惊吓和心痛，其触目惊心，是与从小的个人经验完全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更庞大体制的集体结构下动物的命运何去何从？此外就是西方理论的影响，例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动物伦理经典之作的《动物解放》，详细列举了军事研究、心理学研究、医学与化妆品工业等各种领域中，包含毒气、电击、 用药、加温、切除各种腺体或器官、睡眠剥夺、母爱剥夺、习得无助等加诸动物身心的残酷之举，这些都是彻底被隐蔽在日常视野之外的现实，更令人意识到问题的复杂。

《动物解放》30周年纪念版，作者: [澳] 彼得·辛格 ，译者:祖述宪，版本:湖岸｜中信出版集团�年8月

新京报：你描写比格犬、小鼠、猩猩、牛蛙等实验动物遭受的折磨，的确是读者平日甚少关注的领域。有意思的是，你还指出，“若将道德量尺再加以延伸，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将关注到因其生命力强与繁殖快速的特性，而成为实验动物首选之一的蟑螂”。你也提出一种观点，“猪队友”、“禽兽不如”、等侮辱性字眼的使用，也反映了动物在人类道德量尺上的被贬低、忽视的坐标，如此高的要求，会否担心受到道德洁癖的指责？

黄宗洁：这些批评、讪笑或不以为然是很常见的思维定式，甚至不是“看见黑影就开枪”，还没看见，酸民就已经开枪，我没有奢望要去影响根本就没有要听要看的人，而是把目标设为那些“不关心，因为不知道”的人，设法让他们知道，然后自己判断，这是松动的起点。

例如谈论猪牛羊等经济动物议题，立刻有人鬼打墙回呛“那吃素好了”。卡罗·亚当斯（Carol J. Adams）写过《素食者生存游戏》，其中描述各种素食者与肉食者的“攻防经验”，到最后“花在辩护上的时间，比吃饭多一倍”，这样的论辩循环反而模糊了焦点。如果放下素食与肉食二选一的道德是非题，审视经济动物的处境如何与为何触动我们不安的感受，舍弃防卫心理，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或“必要之恶”的对待，就有松动的可能。

至于道德洁癖，首先我承认，我内心有个人道德标准的小小纠察队，当然也有很多事情会超越我的包容底线，例如我不认为任何人可以用任何脉络来合理化虐杀行为，这样的辩解焦点是错误的。但因为动物伦理是个复杂的议题，我们必然是道德不一致的，你可能养猫但是吃肉，食素但是杀蟑螂，我并非以纠察队的心情在写书，我很清楚别人的道德标准跟我不一样。举例来说，我们早已透过日常语言的实践，展现出自己看待动物的眼光。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贬抑动物的词汇，不使用它们，对我并不构成约束，因为我的价值系统原本就不认可“猪队友”一类的字眼，这是自发的，无需拿一张检核表来提醒自己。但一般人不见得那么清楚地意识到道德距离的量尺，因此大情况下我不太去站 /战某个立场，更重要的是藉书的功能性去厘清这些立场为什么会存在，而不是呼吁大家与我共同阵营。

在讨论有关非人类动物道德地位时，有两种常被混淆的概念，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与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以动物园为例，动物权的主张会认为动物园不应该存在，但是动物福利会告诉你，它们已经被关在那里，怎样养育才是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既然动物园无法消失，那干脆什么都不做了，动物权利是长期目标，动物福利则是近期目标，看似退而求其次的态度，却能将痛苦减量，对于大量动物利用议题，都是相对务实的考量，我们称为“新福利论（new welfarism)”。

黄宗洁与狗狗合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关于新福利论，你提到“今天若能争取到较为洁净的笼子，明天才可望争取到空的笼子”，也反复强调争取观念松动的可能，你是由衷相信此种量变可以引发质变吗？

黄宗洁：我觉得不一定。动物权利的一些主张，虽然对很多人来说相对“不切实际”，但不止是动物议题，任何社会权利运动中，那些激进主张，作为价值树立在那里，让人看到极端理想或糟糕的可能，还是有它在光谱位置中的意义。

举例来说，《动物公民：动物权利的政治哲学》这本书，就透过公民权框架，指出驯化动物像公民，而城际动物（与人类互动密切但没有被驯化的老鼠、麻雀、野猪）则像移民，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处于暧昧中间地带，作者继而提出很有趣的观点：传统动物权利论只提到消极面向，例如吃素、不应该制造实验动物的痛苦，但应该有积极的动物权利，像是设立动物廊道让它们“安心过马路”，这岂不是更理想化、要求更高？但每种伦理角度互补不足、彼此修正，也能提供更多选项，你永远都可以觉得有更好、更符合你理想世界的样貌。

但落实起来，有些主张即使个人层面都很艰难，更不用说政策法律面。如果一开始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光谱最旁边的位置，别人就会觉得说你距离他们太遥远，不想听，根本不会靠近，甚至会往反走。推不倒的墙当然会一直存在。那就是人性，我们的自以为是、矛盾与欲望、靠话语包装合理化我们的作为，都会成为改变的阻力。而量变是渐进式的修正，让更多人愿意去参与，有一天累积到某种程度，可能会有跨越式的变化，所谓松动，就是你总要相信会有缝隙。

疫情冲击：喘息之后可以做什么？

新京报：除了现实面向，你还讨论了熊本熊、米老鼠等可爱拟人化的“人兽合一”的混种生物，这些符号化“新图腾”的流行背后，与城市文化本身的相关性反而逐渐下降或扁平化。近年玲娜贝儿、星黛露等迪士尼公仔成为拥有粉丝“女明星”，如何看待这种风靡？

黄宗洁：英国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的作品《羔羊的警报》(Sirens of the Lambs，2013)，曾以一台运载着60只绒毛玩偶的屠宰场运输车，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中行驶，玩偶们一路发出哀嚎和冲撞围篱的声音，虽然很多路人是以有趣的表情看着这个怪异的组合，但是这些玩偶反而凸显了人与动物关系的某种矛盾性：可以一方面“崇拜”这些可爱的商品，但这些动物在真实世界处境的不堪，多数人又理所当然地沉默。

班克斯（Banksy），《羔羊的警报》(Sirens of the Lambs，2013)，图片/ic photo.

在我和姐姐黄宗慧合著的另一本书《就算它没有脸》中，也探讨了像Pokemo GO（指宝可梦GO，一款热门游戏）这类虚拟动物。至于星黛露这些公仔，它比较趋近数码时代下人想要去跟其他人建立连接的新模式，既可“人化”地互动，是情感投射的对象，能回应我们匮乏的需求，又要“去人化”，不能看见头套下的扮演者戳破想象。在这种符号化之下，动物真实的属性被稀释到很薄。某种程度上星黛露既是一个被净化过的人，也是一个被净化过的兔子，更是一个被净化过的玩偶，集结所有优势，又回避所有限制。此类公仔的流行恰是结合我们所有渴望的元素，重新进行的混血创造。

还有一个关键，是如今我们对于互动、建立情感链接的需求也在演变。单纯的动物卡通、不会动的玩偶，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年轻世代。当代社会人的自我意识更强，人际关系更加断裂，加上疫情的笼罩，相较于要陌生人互动，靠与娃娃说话或许反而能获得更安全的情感需求。在这样一个更个人主义的时代，“我”被不断放大，对于互动的需求也会更大，它不能是单向的输出，而是要获得情感匮缺的回应。对于玲娜贝儿等“被净化的完美动物”的情感投射，也就包含一种利己性的回馈，取代了与真实动物互动的情感想象。

新京报：有如此断裂与利己的大背景下，加上疫情影响，推广保护理念岂不是更难？

黄宗洁：动物保护是注定要与无力感为伍的。它有时不止是走得很慢而已，甚至是进一步退三十步，反复迂回的途径，随时被打回比原型更糟糕的状态。

很多时候看着世界往某个走，涉及的权力关系、利益切割、话语权争夺，不是一两个人说句话就有办法扭转或改变的，身在外围的人，也很难触及运作的内圈。面对这种变化，绝望泄气的过程是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当铺天盖地的扑杀无法抵挡，因为不忍，你只好去当逆风的、说不中听的话的人。你只能发出异议，让大家看到并不是世上所有人都这样想，去看到这些行为的代价，包括人与世界相处模式的改变，有时那些影响，并非当下立见的，而在错误的判断下，动物总是率先被牺牲掉的。

城市化的进程必然愈发猛烈，各式各样的天灾、剥削和伤害都无法避免，但动物的权益是否必然要被牺牲？我一直想强调的，不是一步到位地扭转事实面，而是观念面的松动。如果大家永远抱着“人的日子都这么不好过，谁有空管动物”的态度去面对现在的动物与环境问题，其实可能回过头来让事情加剧恶化，人的日子更不好过。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我们没有耐性去看看其他选择，给他们时间，而不是要求一个立竿见影的标准答案。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为那些选择撑出一点空间。这些动物可能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不方便不愉快，但我们是不是不要那么理所当然地，因为我心中的对与错，就要把整个世界拉向“我”认为对，但未经验证的，万一是错的呢？

黄宗洁受访前夕，刚刚结束为家猫“妹子”血栓留医ICU的奔忙。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前有香港奥密克戎初期扑杀宠物店仓鼠，后有上海阳性患者家的宠物被“消杀”，一点点风吹草动，动物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黄宗洁：谢天谢地疫情初期没有将动物卷进来，否则将会是比2013年中国台湾地区狂犬病恐慌更恐怖的灾难。那时因3只鼬獾确诊之后，大量野生动物被乱棒打死，甚至有县市发起“抓狗换白米”活动，这不止事关动物知识和生命教育，更重要的是我们时常想要选择最方便快速的方式，而且不想承认。

动物注定是替罪羔羊吗？其实直到今天，所有走私动物都还是直接销毁。疫症同理，如果患病的是人，我们会不会“但凡有风险，就要扑杀掉”呢？那必然是对人权极大的倒退和侮辱，但如果发生在动物身上，说穿了最后就是成本的考量，我们不愿意花成本在它们身上，终极原因是我们认为它们不值得。朋友带猫看医生，医生得知它的年龄，竟然说“那也够本了”，我养鱼，买药的时候老板还会好心介绍，“这瓶药要二百多块，鱼只要十块”，他们是出于好心，却非常刺耳。

主流价值就是如此，在考量成本与效益的前提下，动物的感受被隐匿了，人的感受能力也就在这样的隐匿中隐匿。

新京报：也有人认为，在人类受大疫所困居家隔离的这三年，正如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中所反映的，水豚走上街道、城市传来鸟鸣，被压抑的动物们前所未有地重夺了生存空间，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黄宗洁：我觉得这些现象是暂时的。人类突然退居家中，世界急速陷入空前停摆，像是个超大规模的实验，让动物的出现或自然的复苏显得格外醒目。但它们并非从天而降，它们本身就在这里，只是平时要躲藏起来。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疫情期间，从美国到斯里兰卡，全球动物园的熊猫、羚羊、孔雀等等都出现“宝宝潮”，各界原本预期这样的“新冠婴儿潮”会发生在人类身上，人反而争吵不休，增加的是离婚率，出生率不增反减，可是当游客消失，动物压力减小，繁衍生息回归正常节奏，说穿了，人类其实是种干扰。

另一方面，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报复性出游”其实都是有趣的字眼，“报复”的对象是谁？除了经济成本的考量，人还要把失去的时间与生活都追回来，如果动物无法适应这种反弹的速度，就会再度堕入人人喊打的魔咒中去。中场休息固然是好，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暂时的“喘息”过后还可以做什么？疫情封控恰恰逼所有人去重新思考“弹性”这件事，很多过去认为不可以的模式与心态，在疫情影响下，其实也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要习得弹性的能力，而不是勉为其难地配合。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剧照。

新京报：书中你甚少提及个人与动物的相处经验。但我们知道其实那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例如在序言中特别致谢的豆豆？我记得读书的时候，你也救助过一只失温的燕子，给它命名“林家燕”，虽然只活了短短几天？

黄宗洁：我对于有人会记得那些短暂相遇过的动物，都会觉得感动。林家燕是大雨落巢的小鸟，野鸟是很脆弱的，那时询问了校内专业的老师，但最终还是没有救活。豆豆是我在之前任教的学校捡到的小猫，从小带大，很亲人，直到后来年纪很大，对治疗的配合度还是高到会让你不舍，相较于另一只松松是两个极端，松松是个性非常强烈的猫，很有自主意识，几乎拒绝一切治疗，我也是在和它们的相处中学习，你的意志和动物的意志需要磨合，每只猫都有那么大的性格差异，又怎么放眼整个社会，立下通则式的规矩，说所有的猫应该这样，狗应该那样呢？

人和动物相处永恒的困境，在于你没有办法给它自然环境里拥有的一切，同时又避开自然的风险，取舍间总也要付出代价，城市空间的负荷量也有其限制。就像朱天心在《猎人们》中对于猫的形容，“人与野性猎人在城市相遇，注定既亲密又疏离的宿命”，这样合宜的距离如何把控？当看到受伤的野鸟、绝育后放养的街猫，“无法袖手旁观”的单纯原则背后，人的介入尺度是什么？当自然与文明界限模糊，生命还可否活出“本性”，或者说这种本性，也是人一厢情愿的想象？

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但现在却常常在快速判断立场和对错的社会氛围中，变成不可谈之事了。也因此，我始终觉得，如果站在知识或道德的制高点严厉批评“无知大众”，很多可能性就在对立下被扼杀掉了。这也是我对动物保护现状的隐忧，表面上关心的人多了，但当大家目光都看着动物的时候，我会想检视这些目光到底是什么，如果背后都是快速、简单的标签，分化出更多的义愤和愤恨，将有更多的议题被淹没在这些情绪中，是更危险的。

动物书写：创造时差交错的火花

新京报：最后回到文学，动物书写各有特色。中国台湾自然书写作家刘克襄就曾指出，大陆作家沈石溪动物小说的写法“和现在的生态观有一段距离”，你是否认可这种批评？同时，若是太先锋的生态观，会否担心读者跟不上？

黄宗洁：沈石溪的拟人化写法有他的叙事传统，我常觉得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脉络未必公平，但至今接受度还是很高，也一定程度反映，大陆的动物书写传统仍是较偏向割裂地谈论农村社会逻辑下人与动物的互动。

除了前面我说地区发展有时差，人的内在也会有时差，假设我在上海北京生活，身边也有猫有狗，但提及动物和自然，我可能还是直觉式地想到沈石溪、《狼图腾》，或是《候鸟的勇敢》和李娟《冬牧场》等等与荒野、农村结合的样貌。要论现代生态观，例如葛亮《谜鸦》，就不是那么纯粹的在地性，融合了他的香港经验，而在空间紧迫的香港，像是韩丽珠《哑穴》、张婉雯《打死一头野猪》，动物都是和城市生活绑得很紧，呈现人和动物命运的纠结，是独特的在地文学样貌。

我有时也不觉得读者有责任义务非要跟上什么不可，不是所有的阅读都要那么道貌岸然。有些走得太快的想法注定不合时宜，像是今天的“人造肉”争议，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有漫画揭露，但就算是后见之明也没有关系，走在后面的作为保留，走在前面的创造能见度，各式各样的时差交错间，百花齐放总会碰撞出火花。

新京报：在书中列举的古今中外作品中，有没有哪一本对你影响很大？或是你愿意推荐给读者的作品？

黄宗洁：在阅读中看到那些喜欢动物的人，他们生命实践的样态会打动你。例如博物学者达雷尔（Gerald Durrell）的“希腊三部曲”《追逐阳光之岛》《桃金娘森林宝藏》《众神的花园》，书中记录他在希腊科孚岛的童年岁月，其幽默生动以及总是混乱百出的动物故事，那种美丽与迷人、欢乐、自由，让爱动物的人，神往一辈子与它们相伴的生活。

“希腊三部曲”。

二十岁时，达雷尔写信毛遂自荐去伦敦最大的惠普斯奈动物园当实习生，为梦想踏入现实创造可能，写下《我钟楼上的兽医》，后来又远征亚非美澳考察，虽然这段经历其实也有一些当时视为理所当然、但今日观之则难免令人不安的“政治不正确”行径，但也让我们看到动物园管理模式和价值观这些年的逐渐移转。1959年，34岁的达雷尔投入全部心血创办泽西动物园及野生动物保护基金，《现代方舟25年》就是记录这段艰辛历程。他的心路历程与行动转变，始终以对动物不变的热爱支撑。类似的题材，还有吉米·哈利（James Herriot）的兽医文学系列，以及《动物保护》作者彼得·辛格，为美国动物活动家、动物权倡导者亨利·史匹拉（Henry Spira）所著的传记《捍卫生命史匹拉》等等。

相较“不可不读书单”，我更愿意提供。非虚构能打开你的视野，拉开整个世界，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互相贯穿的，而虚构（文学）则会让你看见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狭隘、限制、矛盾，两者结合，才可打通不同的关节。写这些书做这些事，到头来也不是为了要去影响谁，而是这就是你自己相信的事情，正如达雷尔去世前所说，“我在用我仅知的方法，尽力在做”，我只会这样活，但如果有人，他跟动物相遇的时刻，愿意有些跟过去不一样的想象或选择，也许世界也会慢慢开始有些不一样吧。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一把青

编辑/走走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