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X公式照#易经思维与“反比较优势之谜”——探讨中美贸易问题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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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思维与“反比较优势之谜”——探讨中美贸易问题新视角

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比较优势理论受到了质疑。有研究人员指出，验证比较优势理论非常困难，因为相关的实证案例极为罕见。有人提出了"反比较优势之谜"的观点，即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对中国出口的数额相对较小，且该行业的生产率与中国相比越高，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全球总出口的比例就越低。这一情况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观点相悖，后者认为比较优势越大，出口就越多。

张维迎提出了另一种"反比较优势之谜"的情况，即浙江的义乌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并无比较优势，但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类似地，横店并未具备特殊天赋或优势，但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影视基地。这表明，具有优势的产品反而未能增加贸易，而没有优势的产品却被销售到全国乃至全球。

人们还注意到了在国内进行产业组织时的一些问题，例如大量建设产业园区和孵化器，但实际上招商困难，门可罗雀。企业并未如政府所期望的那样纷纷进入园区组成理想的产业集群。

"反比较优势之谜"的提出揭示了理论界和决策层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和受限于外部广角视野的固定思维模式。在理论上，这种方法无法解释多种因素影响下的非典型、非互补、非对称贸易样态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政府的产业政策过于粗糙，一刀切，缺乏灵活性和细致的设计。这种思维方式的简化和僵化不利于处理当前变幻莫测的国际贸易局势。

本文试图对比较优势理论模型进行扩展和精细化解读，使其动态化，并针对研究界静态化、简化、僵化的思维方式，提出运用中国辩证的一体的"易经思维"统一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中分裂的视角，用《易经》的阴阳相对、互补、互变的原则来审视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提出战略方向和应对策略。

一、对精简对称的比较优势模型的扩展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被模式化，并广泛出现在各种经济学教程中。典型的对称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在某个方面的优势。即使总体上没有全面超过对方的绝对优势，通过与自己比较，仍能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两个人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差异，并且互为对方所需，就可能发生优势互补。两个人在同一产品上的生产效率或机会成本的差异越大，他们的交易空间就越大，达成价格共识的可能性或机会就越多，交易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多次合作的诚意也越大。没有必要过于斤斤计较，低于或高于机会成本的部分都是盈余。中美两国在互补性方面明显强于竞争性，在产品结构上，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相对于美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美国相对于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高技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美贸易曾使双方都从中获益。

相反，如果双方在同一产品上的生产效率或机会成本相近，他们的交易空间就越小，交易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就越容易产生误解、摩擦，甚至冲突。长期以来，出于争霸世界的考虑，美国宁愿忍受巨大的贸易赤字，也不愿意放松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而是通过农产品出口来抵消进口中国产品产生的逆差。中国则不得不尽可能通过低端制造业的顺差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两国具有相似的贸易结构，高技术的农业与低技术的加工业，如果没有特殊的安排，很难实现共赢。这也是近年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

无论最初的禀赋有多么糟糕，最没有生产力的人也可以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因为总有某些比较优势。由于每个生产者都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产品生产，因此专业化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两个人的总产出就一定会增大。蛋糕做得越大，就一定是双赢的结果。总体效率和总产品都有所提高。

国际贸易、地区贸易、企业间贸易，甚至是工序与工序之间的企业内部贸易、家庭与家庭、户与户之间的贸易，都是以人与人之间的贸易作为最基本单位的。这意味着比较的对象是微观个人。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需要分解到非常微观的层面。

总的来说，自由交易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交易是每个人的事，不仅仅是国家的事。然而，我国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往往忽视了微观主体的贸易形态，也就忽视了微观层面上多种因素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在宏观层面的引导作用。似乎只要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区位交通、土地价格、税收优惠、物产资源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就可以培养出一个充满活力的产业集群。然而，忽视了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结构、子女教育、文化因素、习俗、语言、家族关系、技术、技能、技艺、技巧、心理、性格、谈判沟通方式、监督约束方式等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是反对政府干预的。

精简的、对称的模型描述了一对极其罕见的交易双方，就好像是在六十四卦中同时抽到了纯阳的乾卦和纯阴的坤卦，这种情况的概率很低。在现实的生产和生活中，许多交易发生在绝对优势差距巨大，非对称的比较优势，甚至是同一产品上都具有相对优势的双方之间。也就是说，贸易结构具有相似性。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早期阶段，许多来料加工业务是由乡镇企业完成的，甚至相邻的家庭和村庄企业也在进行交易。考虑到产业之间的前后联系，除了生产最终产品，产业间也需要相互提供中间产品。一个产业的价格变化将会影响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出的变化，且同一行业的生产者也有异质性，可能存在行业内甚至企业内的贸易。在产业和产品种类之间也存在着专业技术的特性差异，每一种产品种类之间也存在着贸易流。

现实存在的多是非典型、非互补、非对称的交易形式。例如，一方在生产效率上比另一方有绝对优势，两者之间的相对优势又都在同一种产品上，表面上看，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交易的必要。然而，即使如此，也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资源配置，即时间分配比例的调整和变动，形成一种分工，并通过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效率提升，固化为比较优势的分化格局，结果仍然是双赢的。

中美贸易关系中，中国希望通过低端产品出口的顺差来购买美国的高端产品，但由于受阻，现在面临着非典型、非互补、非对称的交易结构，这需要在微观层面上进行更为详细的谈判和协商。需要对双方比较优势的数理模型进行整理和扩展。将2x2的矩阵扩展成nxm的可以任意组合的矩阵。如果能够确定通过模型的参数关系演算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多种参数来左右交易结果，寻求共赢的安排。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显然是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征关税，这相当于提高了λ值，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收益。交易的一方拥有制定价格的权利，这也是一种实力的表现。这种格局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了全球经济的震动。此后，开始出现逆差的一方大声喊叫不公平，强势的一方大声喊叫被欺负的现象。其本质是为了提高贸易门槛，再次压价，以降低中国出口的收益。

当分工后的QBX任选一个大于等于分工前的TBX/VBX时，可以类推出矩阵的其他参数。也就是说，即使无法通过交易获得美国的高技术产品，仍然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找到共赢的解决方案。就像浙江的企业那样，将低端产品做到全球。这样的实力也让世界难以复制。

六个系数还代表着交易主体成长发展的不同阶段：

1. 劳动投入阶段（T）

2. 分工交易数量阶段（Q）

3. 提高专业化劳动生产率阶段（V）

4. 升级阶段（λ）

5. 调整资源配比阶段（β）

6. 增加对外选择机会阶段（ω）

可以将影响贸易格局的六个参数写成以下公式：F(Y)=F(T，Q，V, λ, β，ω)。

二、用立体辩证的《易经》思维理解"反比较优势之谜"和中美贸易摩擦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比较优势模型不仅是一个交易模型，也是一个关于生产、分工、合作、博弈的动态模型，不仅涉及交易样式和结果，也反映了经济体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以及博弈双方演化共生的互动过程。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一个多世纪后，现代博弈论经济学也提出了演化共生理论，表明仅用比较优势的极简模式和僵硬、极端的理解，是无法理解这种复杂的生产、分工、合作、交易、博弈、较量、变异的过程的。这种跨时空、跨学科、互动过程的理解需要更高的概括力，而中国古老的《易经》思维恰好具有这样的高度，能够让善于静态对象分析、模型思维的经济理论，从原始思维的起点寻找对复杂问题的认知自由度，在更高的哲学高度找到整合思维碎片的概括工具。

《周易》是儒家经典之一，具有哲学思维的高度，简洁、深邃。"太极者无极也，可大到无穷大，小到无穷小"，既可以用来理解国际格局的变化，也可以用来理解人际交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阴阳。阴阳互补，互不分离，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成阳，阳极成阴，阴阳互动、相互对应，才能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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