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老钱风诚不欺我_怀念王富仁：“都是搞文学的，生老病死咱们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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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王富仁：“都是搞文学的，生老病死咱们都懂”

王老师也加入到大家讲述笑话的行列中，每当讲到精彩之处，他会笑得忍不住咳嗽起来。请客吃饭时，如果由他人付款，王老师总会显得不太愉快。他仅有一回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汕头大学的校园里，王老师漫步的身影据说成为了该校的一道独特风景。相较于北大与师范大学的学生并无显著差别，不过北大的教师们显得更加自信。

从追随导师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提升。直至2001年的秋冬时节，我才真正见到王富仁老师本人。在钱理群教授主持的鲁迅作品研讨课堂上，他宣布将邀请五位顶级鲁迅研究专家前来交流，其中便包括了王老师。

一天傍晚，在北京大学五院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内，王老师如约而至，个头适中，精神饱满，一见面便笑容可掬地取出香烟，摆在桌上请大家享用。起初交谈时，他幽默诙谐，然而随着话题深入，他的谈吐变得充满激情，略带嘶哑的声音中蕴含着深厚的情感。说到动情处，他仿佛就要拍案而起。坐在一旁的钱理群教授，眉头紧锁，若有所思。

作为听者，我感受到王老师看似随和的性格中其实蕴含着坚定的力量，这一点与他讲述的鲁迅精神内核相吻合。如今回忆起那个情景，仍然宛如昨日般清晰。后来在2007年的春季，我在北师大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面试会上再次遇见王老师。他提前从汕头赶来，面带微笑地坐在考官席上等待着我们。不知为何，我有些紧张，或许是因为想起了那次北大座谈会中王老师的激昂表现，以致于我在回答问题时口齿不清，尴尬异常。面试结束后，我告诉王老师还需返回单位授课，要先行告辞。此时，王老师起身，穿越人群执意送我至楼梯口。这样的礼遇对我来说十分意外且感人，之前的紧张顿时消散无踪。走出主楼时，春光明媚，令人心情舒畅，我兴奋之余竟然误上了公交车。后来我把此事分享给了我的同门及熟识王老师的朋友，他们都表示这在王老师身上实属寻常，日常交往中他总是这样热情地接送我们。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那些年里，王老师常驻汕头，但他每年会来北京几次，每次我们都能见面。每当听说王老师来访，我总是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出门赴约。家人常以此调侃我，说是王老师回来了才会这么迅速。虽然面临着撰写论文的困扰和毕业的压力，但每次相聚大家都很开心，王老师亦然。他常说只要大家一切都好，不必有过多压力，做到不焦虑、不想要跳楼就好。我们一起汇报论文，随后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交谈。

和王老师聊天总能令人愉悦，当烟雾缭绕中，我们围坐一团，如同沐浴春风一般。王老师的智慧言语层出不穷，这些话语若是未经人生历练和思想锤炼，普通人是难以表述出来的。欢笑不断之时，王老师也会与我们分享笑话，讲到高兴之处，他自己都会笑得咳嗽起来。到了晚餐时刻，王老师总会安排餐馆请大家用餐，别人付账他会不悦，坚持由他买单，而且总希望大家能吃得尽兴。一次聚餐时，他特意叫来服务员，要求给每人上一道最贵的菜品。那些年，我们这一众门徒便如同一群跟随大鱼的小鱼，围绕着王老师，在师大周边的茶馆酒肆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从夫子游”，对我而言，得到的不仅是学业的进步，更是精神境界的巨大提升，那段时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快乐印象，那时的王老师也显得格外快乐。

与王老师探讨学问，对于其他事情他可能会宽容对待，但对于鲁迅的研究却一丝不苟。当我们向他汇报论文时，王老师并不会查阅我们的稿子或提纲，而是让我们口头复述自己的观点。我明白他的意图，便尝试用笨拙的口舌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有时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来。有一次，他单独把我拉到一边，建议我去找一本思辨性强的小册子，最好是西方作者的作品，每日阅读几页并加以复述，以此锻炼自己的论述能力。

王老师对我的批评仅此一次。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我提出鲁迅的小说《药》在处理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表现上不如《故乡》自然。尽管这一观点并非新颖，已有学者做过类似分析，但王老师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批评我观点判断失误，其根源在于我对鲁迅作品缺乏深刻理解和感悟。他认为我得出的结论看似引人注目，实际上经不起深究，可以轻易反驳。在王老师心中，鲁迅的所有作品都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与王老师读书的日子里，除了鲁迅之外，其他的事项或许可以通融，但在鲁迅的问题上，却绝对不容马虎。

在我攻读博士的三年期间，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工作，同时还要抚养孩子，结果论文只完成了大纲部分，共有十万多字。我打电话告诉王老师，希望能在毕业后继续完成论文。王老师并未阻止，只是建议我先与刘勇老师商量一下。刘老师同样未阻挠。最终，我在2010年冬季顺利通过答辩，从北师大毕业。唯一遗憾的是，答辩时王老师因病未能出席。

2013年秋天，因公事前往汕头大学，我联系了王老师。得知了他的住址后，在逐渐昏暗的夜幕中，我沿着高低起伏的台阶寻访到了王老师家中。已有两三年未曾见面的我们重逢，既欣喜又激动。王老师一见到我就开起了玩笑，称我是来汕头大学进行考察工作的领导。我笑着解释自己并非领导，而是因工作需要前来调研，并顺道探望他。王老师又继续开玩笑，称那就让蔡领导（我的同门师妹，在新闻传播学院任职）负责接待。

那一晚，王老师兴致勃勃，屋内的笑声不断。我们谈论起八九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老师提及往事时情感真挚，言语中透露出怀念之情。我可以想象当年那个时期，王老师身边环绕着烟火气、酒香以及鲁迅的精神，每日里迎来送往，评点江山，挥洒文字。我问他为何选择离开北京来到汕头大学，他回答说自己年纪渐长，越来越向往宁静，近年来愈发觉得北京过于喧嚣。他曾有一天接待了十几批来访者。

汕头大学环境优美，尤其是坐落在校园西北角的日月湖水库一带。我在微信上看到了王老师独自走在日月湖水库大堤上的照片，那画面显得既寂寥又深远。我在汕头大学下榻的宾馆离王老师的住所不远，有一天清晨，我在阳台上看见王老师戴着白色窄边帽，身着白色夹克衫，在自家门前的小平台上来回踱步，显然是在深思熟虑。有人曾在文章中问起在汕头大学青灯黄卷中的王老师是否孤独？我也曾自问过这个问题，但却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多年前，当有人关心他的身体状况时，他会开心地握拳捶胸，自信地说：“我这身体，棒棒哒！”然而生命的脆弱与残酷令人瞠目，去年七月底，我得知王老师罹患肺癌，深感震惊。第二天，未经预约，我直接赶往301医院探望。病房里静悄悄的，王老师正熟睡着，我没有吵醒他，只是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默默陪伴。看着老师白发苍苍，手臂上布满了药物注射后的黄色疤痕，我不禁流下了眼泪。回忆起几年前，在一次餐桌上，当有人询问他身体状况时，他还曾自豪地展示拳头，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身体倍儿棒。

大约二十分钟后，王老师醒来发现我坐在旁边，立刻坐了起来。他惊讶地问我怎么来了，我告诉他，得知他生病的消息后，立刻就来了。病房内只剩我们两人，聊着天。看到我情绪低落，王老师宽慰我说不必太过担忧，因为我们都是从事文学的人，生老病死的道理都懂。我用身边的例子鼓励王老师，说明这种病症并非绝症，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王老师似乎认可了我的说法，并表示化疗结束后还要返回汕头继续教学。我注意到他桌上放着一本杜威的哲学书籍，上面已被他用红笔做了满满的标记。我建议他读些轻松的小说，换换心情。王老师却说读小说容易让人犯困，所以他选择了哲学书籍。那天下午，我只是希望能多陪陪老师，他却催促我早点回家，说他已经能够自理。回到家中，我将王老师病情告知了我较为亲近的一些同门，他们之前并不知情。同时也给钱理群老师打了电话，钱老师听到消息也非常震惊，详细了解情况后，我们商量何时一起去医院看望王老师。

同年九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与钱理群老师一同走进了301医院。两位老友相见，王老师显得格外欢喜，坚持要从床上坐起来迎接。钱老师走上前握住他的手，让他无需起身。最后，在儿子的帮助下，王老师调整了床铺，斜靠在枕头上与钱老师聊天。钱老师带来了新出版的《岁月沧桑》，并对王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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