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满72岁状态_200万韩国人，拼死也要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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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韩国人，拼死也要出道

林书媛所属的女子团队共有八名成员，其中七位尚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这种低龄化的偶像现象也引起网民们的批评，指出韩国对于儿童性化的倾向毫不掩饰，甚至有人称其为“萝莉岛”。

除了儿童性化问题外，韩国娱乐圈长期存在的各种丑闻也不断冲击着公众道德底线：

为了追求镜头前的美丽形象，众多练习生被迫采取近乎自杀式的减肥方式。以Twice成员momo为例，她曾因公司规定在七天内减轻14斤体重才能出道，结果连续一周每日仅食用一颗冰块，减肥过程让她深感恐惧，担心会有生命危险。

有些娱乐公司高层更是将出道希望渺茫的练习生诱骗至红灯区从事非法活动；持续不断的工作压力和网络暴力常常让偶像们陷入精神危机。

许多韩国艺人，或是死于自杀，或是死于过度劳累......即便如此，人们对成为偶像的热情仍然高涨不减。

近年来，韩国练习生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超过两百万。然而，考虑到韩国总人口仅为5132万（截至2023年的数据），为何如此多的人愿意冒着艰难险阻成为练习生？

时间回溯至1996年，SM娱乐的创办人李秀满推出韩国第一代偶像团体H.O.T.，他们在出道后的三个月内便横扫各大音乐节目榜单，深受全国年轻人喜爱。

第二年，韩国遭遇经济危机，但这并未影响H.O.T.的超高人气。该组合以110万张专辑销量创造当时的韩国唱片市场奇迹，彻底改变了韩国音乐消费格局，一度垄断了音乐市场的九成收入。

青少年粉丝对H.O.T.的疯狂追逐堪称夸张。据韩联社报道，1999年H.O.T.在首尔奥林匹克主竞技场举办的演唱会上吸引了大约十万名粉丝捧场，门票在仅仅七分二十四秒内即告售罄，演出保险金额高达一百亿韩元（按当前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5238万元）。

在这场演唱会中，队长文俊熙不慎摔倒受伤，现场竟有两百多名粉丝惊吓昏厥。更离奇的是，当年甚至有一位女高中生因父母不理解自己对H.O.T.的热爱而选择了自杀。

H.O.T.大火之时，韩国正饱受金融危机之苦，传统产业如家电和汽车制造业大幅衰退，三个财团和九家银行宣告破产。然而，H.O.T.在这场危机中反而声名鹊起，不仅名利双收，“Club H.O.T.”付费会员人数最高达到十七万八千名，网络歌迷会则拥有两千多万名会员。

H.O.T.及其官方歌迷会成为了新时代文化的引领者，并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超越了许多政治人物。九十年代末，国际形势紧张，但H.O.T.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欢迎为韩国赢得了良好口碑，为此，他们被任命为“中韩文化交流宣传大使”。

目睹H.O.T.一个小小的男子团体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后，韩国总统金大中坚信文化产业将是韩国未来的朝阳产业。为了帮助国家迅速走出金融危机，金大中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

于是，2001年，韩国文化观光部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并拨款五千万美元用于发展基金。短短十年间，韩国文化产业取得了显著进步，市场规模从1999年的二十一万亿韩元跃升至2010年的七十二万亿韩元。

在此背景下，大量娱乐经纪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0年4月，SM娱乐公司在韩国高斯达克市场成功上市，成为韩国第一家娱乐文化股份公司。

看到李秀满所打造的偶像团体取得巨大成功后，许多娱乐公司纷纷效仿这一模式，梦想复制H.O.T.式的传奇。

然而，现今韩国娱乐圈的四大巨头——SM、YG、JYP、HYBE——牢牢掌控着偶像产业的发展方向。虽然市场已极度饱和，仍有众多小型公司渴望分一杯羹。

这类小型公司有时也能捡到宝。例如知名歌手IU（李知恩），她在十八岁时便身家过亿，而在中学期间参加了包括四大公司之一JYP在内的二十场海选，却均遭淘汰。直至2007年才通过小公司LOEN的试镜成为练习生。

那么，是什么驱使年轻的IU拼命争取成为练习生呢？答案在于她从小便承受家庭沉重的债务负担。小学时期的IU家中便欠下巨债，门上贴满了封条，每天都有人上门催债。为了生存并偿还债务，年轻的IU选择了成为练习生这条路。

像IU这样因帮助家人还债而投身娱乐圈的例子在韩国比比皆是，如近期陷入“背叛风波”的李惠利，她在出演《请回答1988》中的德善一角走红后才还清了家中多年的债务；又如凭借电视剧《黑暗荣耀》走红的男主角李到晛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拿到第一笔收入后首要任务就是偿还家庭债务；偶像歌手金请夏也在2019年才帮家人还清债务；甚至WINNER组合在出道四年后的访谈中表示，他们的第一笔薪水大多用于还债，其中一位成员还半开玩笑地说至今仍在努力偿债。

许多如今在全球享有知名度的歌手和演员，如郑恩地、宣美、华莎等人，都是由于家中负债累累而选择了艰苦奋斗，试图在娱乐业闯出一片天。

在韩国，“欠债”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2022年，韩媒报道，韩国39岁以下人群的平均负债首次超过一亿韩元（折合约54万元人民币），累计欠债人数约达139万人。这一现象被称为“灵魂贷款”，反映了人们需要用“灵魂”去背负高额债务的压力。

2021年播出的韩剧《鱿鱼游戏》，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剧情中，456名负债累累的穷人参加了一场总额高达456亿韩元的游戏竞赛。当参赛者意识到败者将会丧命后，组织者给出了让他们投票决定是否继续游戏的“公平”选项。

投票结果显示，退出的人数超过继续游戏的人数，但当参与者回到现实生活后，却又纷纷主动重返“死亡游戏”。他们并非单纯的游戏参与者，更像是拿生命赌博的赌徒，希望通过赢得比赛重获新生。

这也映射出那些为了争夺那万分之一出道机会，不惜成为练习生的韩国年轻人的心态。尤其是对于那些家中债台高筑的未成年人而言，相较于直面债主追债、忍饥挨饿、寒冷无暖的生活，也许成为练习生、搏得一线生机的可能性更能给他们带来一丝希望。

然而，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韩国练习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如今超过两百万的练习生中，假如每年只有十五个偶像团体出道，假定每个组合有五个成员，那么能脱颖而出的也只有区区七十五人。这样的成功率可谓微乎其微。

然而，在狭窄的社会上升通道面前，舞台上璀璨的聚光灯和韩国娱乐公司擅长发掘普通人闪光点并将其塑造成星的能力，使得很多怀揣明星梦的年轻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

众所周知，韩国的社会阶层固化程度相当严重。普通百姓要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通常只能依靠考取公务员或者进入占据国家财富八成以上的财阀企业任职。而这两种途径都离不开激烈的竞争——也就是考试。

以2022年为例，韩国共有五十万八千人参加高考，复读生的比例达到了31.1%，创下近26年来的历史新高。而在1997年，韩国的复读生比例就已经达到了33.9%。

备考的年轻人居住在鳞次栉比的考试院中，备战大学、研究生、博士以及公务员考试。YouTube上韩国学子们全力以赴的学习视频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道独特景观。

然而，即便是付出每四个小时攻克一本真题、五个小时研读一本书的努力，也可能无法成功考取公务员职位。比如有位被称为“发疯姐”的考生，报考的岗位原本录取120人，排在第25名的她本来有望上岸，但今年招生名额缩减到了前20名。排名第25的“发疯姐”就这样遗憾地失去了公务员资格。

据统计，2019年韩国公务员录取率仅为2.4%，而哈佛大学的录取率却达到了4.95%。种种迹象表明，韩国社会的上升通道极为狭窄，大多数人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已被注定。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选择了成为练习生的道路。舞台背后的光芒仿佛预示着成功的可能，而对于家中负债累累的未成年人来说，成为练习生或许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忍受练习生生涯的艰辛总比面对现实生活的困顿与绝望要容易接受得多。

然而，韩国娱乐圈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诸多不堪。2009年，韩国女演员张紫妍的自杀事件揭露了娱乐圈的黑暗面。在其去世两年后，SBS电视台曝光了张紫妍的遗书，内容控诉经纪公司在四年间强迫她为三十一名各界名流提供了上百次性服务，即使是在她父母忌日也不例外。

然而，事件的罪魁祸首，The Contents娱乐公司的社长金成勋被判证据不足，宣布无罪释放。同样引起争议的影后李美淑，曾被外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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