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恐惧唯一的方法是直面它_为什么说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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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

"奥利给"作为2019年度网络热词，源自B站上播放量高达2774.5万的短视频《正能量语录》。视频中的主角“朝阳冬泳怪鸽”，佩戴无框眼镜，张嘴展眉，用字正腔圆、气势磅礴的播音腔，持续不断地输送正能量：“面对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怕，要用微笑去迎接它！唯有直面恐惧，才能消除恐惧！坚持下去，才是真正的胜利！加油，奥利给！”

然而，这个看似乡土气息浓郁的短视频何以触动大众的情感共鸣，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原因可能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正在被各种恐惧所包围，如对疾病、升学压力、婚姻、工作等的恐惧。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急需一种力量，帮助我们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和焦虑。尽管我们可以对着镜子大声喊出“奥利给”，但在现实中，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重拾勇气呢？

首先，直面恐惧是消除恐惧的根本途径。直面恐惧不仅能让我们看清自身所处的状态，而且在心理治疗中，认识到自己的恐惧往往能让人心情舒畅，卸下负担。

比如“社交恐惧症”，在多人场合，我们渴望能如哈利波特般隐形，避免他人关注；与陌生人相处时感到疲惫不堪；面对新环境则为即将需要结识新人而忧虑不已。心理学家建议，有效应对社交焦虑的最佳方法便是社交暴露，即勇敢地面对和参与社交活动。

回顾20世纪，恐惧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提到“直面恐惧”，许多人第一时间会想起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他临危受命，采取积极政策引领美国走出困境，最为人熟知的言论之一便是：“我们唯一应该害怕的就是恐惧本身。”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人们对恐惧有了深刻体验：投资者损失惨重，数千家银行破产，大量企业停工歇业，无数家庭流离失所。恐惧的阴影笼罩在美国上空。

然而，如果恐惧得不到及时化解，它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人战栗不已。纳粹崛起前夕，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就已经察觉到德国社会弥漫着恐惧气氛。那时的社会充满了混合元素，旧秩序尚未彻底消逝，工业化时代却已汹涌而来，世界经济危机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复杂性和混乱。

在缺乏共同认同和信任的情况下，德国各个阶层在现有政治体制中找不到明确的位置。白领阶层成分多样，既有来自工人阶级的家庭成员，也有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彼此间难以建立共识。中产阶级虽理念相近，但由于利益冲突，难以团结一致。此外，失业者的特殊群体也在社会中形成了一股力量。

直到1932年，盖格尔在《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中预言，谁能掌控并引导这些恐惧，谁就能激发整个社会的动乱。果不其然，一年后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凭借对民众心理的操纵以及极具煽动力的言辞，成功将德国民族的恐惧转化为非理性的狂热和暴力行动，进而将德国转变为战争策源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四十年间，恐惧持续蔓延。战争年代的人们恐惧外部威胁，物资短缺，孤独隔离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而对于那些并未亲身经历战争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同样感受到了恐惧。海因茨·布德在《焦虑的社会：德国当代的恐惧症》一书中提出，恐惧的心理可以在代际间传递，过去的创伤和情感记忆会形成潜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当社会再遇紧张局势时，这种情感记忆会被迅速激活和煽动起来。

进入21世纪，恐惧再次显现。恐怖主义、种族冲突、民粹主义等极端事件频发，非理性声音在舆论场上日益高涨。我们不禁疑惑，未曾经历过战争和屠杀，也没有经历过纳粹统治或外国军队占领的年轻人，为何会对恐惧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布德的答案是，深藏在人们内心的恐惧情绪类型被揭示出来并活跃起来。

在个人层面，现代人在做出决策时小心翼翼，因为在人生的每个关键节点上，一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正在进行，一旦失误，就可能导致他们被挤出上升通道。如今，家长们在给孩子择校时，会仔细比较学校的师资力量、生源素质、毕业出路等多个方面；选择大学专业也会多方打探，综合考虑学科前景、保研率、毕业后薪资水平等因素。似乎一步错，步步错，人生就会输得一败涂地。

我们身处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不再过着农业社会那种日复一日、一眼看到头的生活。相反，变革创新日新月异，未来充满未知与悬念，而这也成为了恐惧产生的温床。人们感觉自己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全力以赴，不容有任何松懈。当然，可以选择绕道而行，适时休息，甚至暂时转移重心，但这些都必须有意义且有利于实现人生目标。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状态是现代人无法接受的恐惧。

那么，如何减轻恐惧的感觉呢？当我们独自行走在黑暗的走廊中，怎样驱散对黑暗的恐惧？考试时，面对空白试卷，如何抵御即将到来的失败恐惧？

俄国文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在研究中世纪的幽默艺术时发现，笑声是对付恐惧的一种有效手段。在中世纪的狂欢节和神秘剧中，笑声、放纵和自由无处不在。无论是男女欢爱、生育、饮食还是排泄，都将斋戒、禁欲的传统束缚打破，营造出一片无拘无束的空间。在这类表演中，诸如自然灾害、道德压迫之类的恐怖事物都被赋予了滑稽可笑的形象，从而使恐惧在笑声中褪去了它那吓人的面具。

与巴赫金在文学艺术领域寻找对抗恐惧的方法不同，弗朗茨·列奥波德·诺依曼则着眼于政治领域。他认为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恐怖情绪更易于在大众间传播。人们害怕孤独，倾向于随波逐流，追随大众，寻求情感认同。政治制度正是利用这种恐惧，在人群中进行宣传，以达成政治目的。

为了摆脱政客们的操纵，我们需要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正视恐惧的根源——那就是对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需求。我们需要承认社会上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矛盾。

著名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保罗·田立克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技术文明以及历史主义文化的兴起，构建了一个纯粹基于社会联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替代了人与自然、与内在精神世界的联系。他人既可以给予我们支持和鼓舞，让我们挺胸抬头，也可能带来否定、嫉妒和疏远，让我们陷入焦虑与毁灭。

恐惧感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无法探究的、与一个决定一切、却又无法理解和掌握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就像我们无法理解并透视身边的其他人一样，这个事物变幻莫测、难以预料。

因为我们经历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他人身上，因此，如同社会学术语所说，我们在人际交往中面临着所谓的“双重偶然性”，这使得每一次互动都变得如同履薄冰般的风险。

于是，面对他人，我们或者选择敬而远之，或者投身其中。前者在佛教思想中找到了解脱之路，后者则是随波逐流的退路。

田立克认为，如同追求自我完善一样，逃避这种恐惧的方式实际上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来拯救生活的意义。“虽然人生的意义得以保存，但自我却遭到了牺牲。”

没有他人便没有自我，没有差异性就没有同一性，没有绝望就没有希望，没有结束就没有新的开始，恐惧就在这两者之间游走。恐惧揭示了裹挟在幸运、荣耀和名誉之下的生活假象的真实面目，同时，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希望——没有任何事物必须永恒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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