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环案背后两个失去孩子的家庭 张玉环案受害者盼望找到真凶

  舒爱兰用尽全身的力气，想给瘫痪的丈夫张国武翻身。她身高不到1.6米，瘦的只有80多斤，并不魁梧的丈夫对她来说像一座大山。她左腿紧紧地顶住床边，弓着腰像一把撑开的弓。这把细弱的弓撑到极致，即将要断掉的时候，丈夫翻过了身。

  舒爱兰的丈夫张国武已瘫痪在床，她正用尽全身的力气为丈夫翻身。

  这样筋疲力尽的时刻，从去年12月丈夫中风瘫痪开始，舒爱兰每天都要经历。27年前的“张玉环杀童案”，改变了三个家庭的命运。张玉环含冤入狱，妻离子散;张国武、舒爱兰夫妻生活潦倒困难;张建飞、刘荷花夫妇也历经磨难。

  三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都被27年前的惨案改写。如今，张玉环被无罪释放，等来了久违的公道，但对于受害者两家人而言，一直到今天，这场惨案所延续的伤痛还在继续。

  活着，要找凶手

  11月初，江西的进贤下了一场雨，气温很快降到20度以下。惨白的太阳从灰突突的云层里露出光来，让阴暗的房间里能看清模糊的光影。

  舒爱兰家距离张家村有一段距离，挨着县道075，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在进贤县的乡下，盖这种小楼是一个家的体面，也是有儿子家庭约定俗成的规矩。内部的装修，则是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奢简由人。

  靠着县道075两栋三层的小楼，是刘荷花(左)和舒爱兰(右)新盖的家。

  舒爱兰家中，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厨房里仅有简单的煤气灶。

  房子在5年前就盖起来了，外面看着齐整，但是里面却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没有吊顶，隐约可以看到狰狞的钢筋。屋子里家徒四壁，唯一一件家具，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舒爱兰家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没有吊顶，隐约可以看到钢筋

  舒爱兰家，唯一一件家具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给丈夫张国武翻过身、擦洗完，舒爱兰从灰暗的房间里走出来，拉过一把塑料凳子在记者面前坐下。

  她没有说话，记者也没有说话。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压抑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最终，舒爱兰率先打破了沉默： “我家的小孩，好乖的。”

  舒爱兰说的“小孩”，是她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儿子在27年前被人残忍杀死，随后抛尸在村子附近的池塘边。

  如今丈夫瘫痪令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加给舒爱兰的苦，好像没有尽头。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的，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顾的丈夫，就是追凶的念头。“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

  今年才48岁，舒爱兰的头发基本都白了，看着像一个瘦弱年老的妇人。但她尽力地维持着家里的体面——家里窘迫得都已经没有一条床褥子，但瘫痪在床的丈夫身上没有异味，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舒爱兰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人造革的皮鞋已经爆皮，但擦得很干净。

  舒爱兰给记者看她的手，伤痕遍布、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这是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留下的痕迹。这样辛苦繁重的工作，一个月也仅仅只能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而如今，这个工作也无法再继续。丈夫瘫痪后，她只能回家照顾丈夫。唯一的儿子在深圳的电子厂打工，还没有娶妻，舒爱兰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到自己家。

  舒爱兰常年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手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

  “没啥说的了，我们家没指望了。”过了一会，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提起“找凶手”，“孩子是谁杀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了，总要给我们一个公道。”

  两个孩子被杀，一个四岁，一个六岁

  时隔27年，舒爱兰对1993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

  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整个村子都陷在农忙之中。当时张国武、张建飞、张玉环三家毗邻而居，自己的儿子振荣6岁，张建飞家的儿子振伟4岁，和张玉环的两个儿子都差不多大，一天到晚的在一起玩耍。

  “上午10来点钟，我割完稻草回来，看到四个小孩在张玉环门口玩。但我做好中饭找孩子回家时，发现小孩不见了。”说到这，一直神情木讷的舒爱兰情绪激动了起来，“我就到处找，都没有找到。村里的人都帮着一直到处找、到处找，一直到晚上都没找到。”时隔多年，舒爱兰的语气依然着急。第二天的时候，村子里有人跑来说下马塘水库里发现了两个男童的尸体。这个水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脚程，小孩子很难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玩。经过确认，是自己6岁的儿子振荣和张建飞家4岁的振伟。

  噩耗传来后，舒爱兰就昏倒了。醒来后，家里人怕她想不开，不让她去现场。“亲戚们在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我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舒爱兰说，后来她听亲戚们说张玉环是凶手，警察已经把他抓起来了。开始自己不信，因为三家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警察说的各种证据又让她不得不信，一直到警察通知，说张玉环已经承认了，舒爱兰才相信，在心里恨毒了张玉环。

  “解剖的时候脱孩子衣裳，说孩子胸前青一块紫一块的，都是被打的。”舒爱兰瞪大了眼睛看着记者，“这么多年了，现在说他不是凶手。那是谁杀了我小孩?凶手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呢?”

  在舒爱兰讲述的时候，她的丈夫张国武躺在卧室里，不定时地发出“吁”的大声呻吟。舒爱兰说，去年3月，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作出再审决定。案子重审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公安局叫丈夫去录口供，又去了省检察院。回来后丈夫就一直喊头痛，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风。送到医院后，人救回来了，但一场病花光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顶梁柱的倒下，也让家庭一起陷入了深渊。“他现在很多话都听不懂了。他不知道我们在说啥，就是心里难受才喊。他心里憋得慌。”

  从某种意义上，舒爱兰羡慕躺在床上的丈夫。“什么都不知道了反而轻松了。”

  夫妻

  同样是失去了爱子，孩子没了以后，两家人陆续都搬离了村庄。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妇的新房子就在舒爱兰一家旁边。

  孩子没了，“凶手”抓到了，张建飞夫妻以为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开始。但刘荷花的身体一直不好，即便是后来俩人有了第二个孩子，刘荷花也需要常常住院。

  意外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苦难没打算放过这个可怜的家庭。当时张建飞在外面打工，刘荷花身体不好住院，第二个孩子无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家旁边有个池塘，孩子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噩耗一个接一个，接连的打击彻底地压坏了刘荷花。

  张建飞怕崩溃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就带着刘荷花出门做工。从那时起，俩人就基本没有分开过。

  对于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妻来说，爱是难以启于唇齿的字眼。但经历了大劫大难后的夫妻，更能体会同心一体。张建飞去广州做刷墙工，干一整天才挣十几块钱，他带着刘荷花;他到县城做零工，租房子带着刘荷花;他去建筑工地上干小工，带着刘荷花;去隔壁的镇子打土方，还带着刘荷花。

  被害4岁男童的父母刘荷花(左)和张建飞(右)。

  即便是后来俩人又有了两个儿子，刘荷花的身体还是可见地衰弱了下去。张建飞心疼妻子，打土方的地方有40多里地，他早上6点就出门，出门之前会给妻子做好饭，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

  刘荷花的病缠缠绵绵，张建飞做苦力挣的钱都掏给了医院。他的听力不好，一个耳朵基本听不见，需要记者大声喊才能听见大概。医生早就建议用助听器，但是他舍不得买。

  家里妻子的药单，有厚厚一摞。各种中西药装了一大包，张建飞对这些药都分的很清楚。

  “我要不对她好，她就没人了，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张建飞的话不多。在刘荷花哭的时候，他会反复地说一句，“你得想开点。”

  怎么想开呢?一直认为是“凶手”的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刘荷花觉得自己心被巨石压住了。她常常觉得喘不动气，一直以来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刘荷花在喘不动气的时候经常会大吼，通过声音来发泄自己心里的难受。

  妻子可以崩溃，可以大吼，但张建飞不可以。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难受。他想找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但是他不知道找谁，他希望公安局找，希望检察院找，但是都没有回应。他心疼妻子，但是他无能为力，他的能力仅限于此。

  张建飞对后来的两个儿子充满了内疚。 “我大儿子很聪明的，但是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家里太穷了，说要出去挣钱供弟弟读书。”张建飞说，小儿子也没读到高中。

  小儿子说，读书没有用，因为就算是考上了大学，也没有钱去上，还不如早点去打工。

  大儿子辍学后去县城修车行做学徒，一个人在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摸爬滚打;小儿子后来去了西安打工，自学了会计。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在这次刘荷花又病倒后，小儿子就回到了进贤工作，帮着张建飞照顾生病的母亲。

  心上的刀

  死去的人没了，活着的人却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

  刘荷花捂着胸口慢慢从卧室走出来。她走得极慢，大概5米的距离，她走了将近一分钟。

  张建飞解释，曾经认定的“凶手”张玉环无罪释放后，刘荷花又进了医院，前几天刚从医院出来。自从孩子4岁时被害之后，刘荷花的身体就垮了。她常常觉得胸闷气短，最开始带着她看西医，检查不出具体的病情，就带着她看中医，中医诊断是“气郁”，建议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看了很多，但身体还是好不了。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更添了各种病，现在需要长期吃药。

  刘荷花常年住院，张建飞正翻看刘荷花的病例。

  孩子没有出事前，她曾经是很能干的女人。丈夫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在家里种了四亩地，还养牛，养猪，带孩子。张建飞记得那时候的刘荷花，能干、爽朗。当年自己家母亲一直生病，家里穷得很，但刘荷花没有嫌弃他家。俩人是相亲认识的，几乎一见面他就喜欢，虽然当年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是两口子一辈子基本没吵过架。

  “我们俩都是很本分的人，很处的来。”张建飞说，结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了，一切本来都很美好。如果没有27年前的那件事，自己的家会过得很好的。

  “我的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我好不了。我一想起我的小孩，我就难受，我早就不想活了。”失去的孩子是永远过不去的坎。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回想起孩子死时的惨状，刘荷花都觉得有刀子在心头剐。

  孩子死的时候穿了一件带拉锁的半高领衣服，被捞上来的时候这件衣服的拉锁一直拉到脖子，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衣服很少有整齐的时候。在此后的27年间，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动在刘荷花的心头。

  两个被害的孩子，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实际上，这俩孩子在世间已经没有了一点影子。

  家人和亲戚怕看着难受，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的扔、藏得藏。再加上多次搬家，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渐渐找不到。当时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时，两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刘荷花和舒爱兰曾经去火葬场找过孩子的骨灰，但是被告知“没有，不知道哪个是”。

  当时是谁送来的骨灰、骨灰去了哪里，两个女人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哭泣。无法苛责她们，刘荷花当时23岁，舒爱兰当时21岁。对于这两个识字不多，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进贤乡下的年轻女人来说，一切外界的变化，她们的对应方法都唯有哭泣。

  但是伤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她们每年都会想着孩子的生日，计算着孩子多大了。按照她们的估计，如果孩子当年活着，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我的小孩被人杀了，连个坟都没有，啥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凶手还没抓到，我们就想要个公道。”舒爱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