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网暴女子坠亡 曾找人给父亲送菜 究竟怎么回事?

日前，上海市虹口区一市民寻求帮助叮咚买菜外卖小哥余老先生，给青浦区的听力障碍爸爸送货。因交通管制通告，余先生一路奔走，27千米的路途离开了近4个钟头。

为表达感谢，该市民分别是余老先生的手机微信、支付宝转账，均被余老先生回绝。最终，亲属给余老先生充了200元手机话费。

这事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后，大家被温暖触动。叮咚叮咚服务平台的官博称，将给余老先生授予“平民英雄奖”，并给与2000元奖金。

但有网友对“200元话费”较真儿，认为该市民给余先生的报酬太少。

4月6日，网传该市民因受到网络暴力跳楼。

7日下午，当地派出所证实，该市民已经坠楼，至于坠楼原因，还需进一步调查。问及该市民的身体状况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人已不在了。”

九派新闻联系到一名自称该小区志愿者的网友，他回复：“不在了，很难受。”

另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外卖员发声称，“看到顾客被网暴，我难过得睡不着觉。”

【1】一个温暖的故事：求助外卖员为听障父亲送菜

4月4日，余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在4月2日给那位市民送过菜，3日傍晚，余先生再次接到了她的电话。

“她告诉我她人在虹口，爸爸在青浦的家里，老人家只有白米饭了，没有菜，又是听障人士，手脚不便，生活上比较困难。她说她之前每周都会给父亲送做好的菜送过去，但是现在没办法了。她在找到我之前已经在平台上挂了一段时间单子了，加了配送费也没人接单，真的是太着急了。”

余先生回忆，该市民给他打电话时，声音里带着哭腔，他“一下子就心软了”，答应下班后帮忙送菜。

从虹口到青浦单程距离27公里，“我当时心里也知道有点远，但别的也没多想，马上就开始想电瓶车肯定支撑不住，中间怎么换电瓶的事情。”最终历经3个多小时终于将菜送到老人手上。

至于报酬，余先生称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他不忍心收钱，但对方还是坚持往他手机上充了200元话费。

后来，当得知该市民在网上被人谩骂，余先生称他这两天压力很大，都没这么睡着。他再次强调自己帮忙不是为了钱。他平时也不怎么玩微博，“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又怕一解释给她带来更多麻烦。我就安慰了几句这个顾客。”

【2】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顾客坠楼，警方介入调查

6日下午，一位上海当地博主发布了他和该市民的聊天记录，该市民自称“叮咚买菜小哥事迹原博”，她表示“没想到本来是想宣传小哥事迹的，结果评论区一片关于200元话费的指责。”

随后她澄清道，按照当时的路线，1.5小时就能抵达，没想到用了那么久。余先生宾馆的费用是叮咚买菜指定的，并不需要他本人额外承担费用，“当天配送之后，就非常感动了，给小哥说了要送锦旗，后来也约了小哥解封后吃饭。”

当天，网传该市民在所住小区坠楼。

7日下午，当地派出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我们昨天接到报警，已经介入调查了。”当问及该市民的身体状况时，他表示人已经不在了。

九派新闻联系到一名自称该小区志愿者的网友，他回复：“不在了，很难受。”

关于案件详情，当地警方表示，由于取证困难，还需进一步调查。

【3】面对网暴，平台有没有办法

针对网传该市民曾受到网络暴力，九派新闻联系到微博官方客服。

其回复，针对用户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权益纠纷举报，用户使用电脑登陆微博后，点击违规微博的右上方箭头标识，可以进行投诉。选择人身权益纠纷投诉流程后，根据页面提示进行操作，并等待处理结果，工作人员收到举报后会在5个工作日内查证处理。

微博人身攻击追溯期为自违规发生的3个月内，当事人投诉才受理。但在当事人委托他人代为投诉、当事人未投诉但产生恶劣影响，如大量用户投诉或引起大量传播2种情况下，非当事人投诉也会受理。

九派新闻梳理发现，微博曾针对寻亲男孩刘某遭受私信网暴事件进行排查。通过排查，站方决定对1000余名在此期间发送私信用户暂停私信功能。根据用户举报投诉，团队对相关泄露当事人个人隐私、挑动矛盾纠纷的违规内容进行排查清理，清理内容290条。

此后，站方也拟上线两个新功能：一键开启“防暴模式”，开启后用户能够在可选时间内，隔离未关注人的评论和私信攻击;当用户收到大量非正常评论时，将弹窗提示用户是否开启隐私防护功能。

九派新闻注意到，3月份，针对网络暴力，人民日报连发三篇评论，称2022年初，中央网信办开展了“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其中重点整治的五个方面任务，排在首位的就是“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包括借疫情、社会热点事件等挑动网民对立，进行人肉搜索、辱骂攻击等。众多网络平台升级预防网暴能力，新上线“风险提醒”“发文警示”等功能，整治不当私信和不当评论，推动形成预防网暴的合力。

表达有边界，流量有底线。企业做得越大、平台越活跃，相应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就越大。如果说网络暴力行为是淹没理性、蚕食公序的洪水猛兽，那么网络平台理应成为一道守护精神家园的坚固堤坝。

评论称，一些社交平台、门户网站在防范网络暴力行为方面，还存在责任认识不充分、角色定位不准确、履职尽责不到位、制度机制不完善、管理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一定程度导致违法和不良信息禁而不绝。事实上，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网络平台不会被流量绑架、被情绪左右。对各类网络平台来说，唯有立起“防火墙”、架起“高压线”，把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落到实处，才能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呵护健康精神家园，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网络暴力行为，不仅冲破了道德的底线，更践踏法律的红线。只有擦亮“法治利剑”，打击网络暴力，才能对不法分子形成有效震慑，对社会风气形成正确引导，进而更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4】律师：受害人锁定实际侵权人困难

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钟磊律师称，网民针对顾客的网络暴力行为，至少是涉嫌侵害了名誉权，均应承担侵权责任。

然而，由于网络暴力实施者数量众多，参与度不同，受害者在网络暴力实施过程中无法准确衡量个别网民的责任比例。此外，目前各网络平台在申请注册使用公众账号的互联网用户实名制认证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导致受害人难以锁定实际侵权人，即使能锁定，也无法将众多网民全部诉入法院，导致单纯从民事侵权的角度对网络暴力成功追究责任的比例较低，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网络暴力的频发。

他说，如果网民对客户实施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或利用信息网络虐待、恐吓他人网络暴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上述网络暴力导致公众跳楼自杀，可能涉嫌诽谤或挑衅。

与此同时，北京一家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兆成也认为，网络暴力具有危害的扩散性、影响的广泛性、空间的虚拟性和行为的隐蔽性。一旦公民个人诽谤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刑事自诉，受害人将陷入尴尬的境地——证据收集困难!从长远来看，网络暴力已经成为互联网世界的癌症。

他说，面对傲慢的网络暴力，我们应该履行平台的主要责任。从法律层面，界定网络平台应履行的职责和法律责任。调查构成刑事犯罪的网络暴力侵权人的责任，调查平台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增加对平台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