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考编的年轻人会后悔吗_异地考编的年轻人：放弃15万年薪，我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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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考编的年轻人：放弃15万年薪，我后悔了

余童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终于轮到她了。她走进考场，被十几双眼睛盯着。她鞠躬、自我介绍，回答面试官的问题，感觉很傻。面试结束后，她觉得没有希望，直接买了张回家的火车票。

当她快到家时，接到了一位同学通过微信发来的消息：你的名字在第二轮面试的名单上。她在下一站下了车，又买了返程的车票。

她已经获得了一家私立学校的offer，年薪保底15万，提供免费公寓，奖金和班主任费另算。尽管这个学校在千里之外，她还想争取一下编制。

李亮宏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堵了半个小时。时间似乎比汽车行驶速度还要慢，他时不时向前蠕动几米。车不动时，他看手机或发呆。天早就暗了下来，李亮宏变得非常不耐烦。这是他入职异地机关单位后第一次回家。

堵车让李亮宏非常头痛。200多公里的车程，他花了整整4个小时。周末的时间过得飞快，还没体会够女儿叫爸爸的乐趣，又要返回单位。

以后的日子里，回家意味着花费600元的往返车票和至少5小时的车程。而他的月薪仅为6000元。

在返回单位的路上，车驶进山区，日光随着车轮消失，人烟被抛在身后，黑暗逐渐笼罩着他。这个时候，李亮宏感到非常孤独，他反复问自己，远离家人，远离大城市，来到这个山区的县城，只为了一个编制，是否真的值得？

“值不值得”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孩子刚上小学，他的工作有8年的服务期，如果一直异地工作，就会错过孩子的成长。他小时候，父亲在异地工作，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他从小缺少父爱，不想让孩子也有同样的遗憾。妻子也不看重编制，对她来说，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邢安琪是在上岸后才真正理解“考公不异地，异地不乡镇”这句话的。虽然她和工作地在同一个省份，但那里的方言她一句也听不懂。同事们习惯用方言交流，尽管有人停下来翻译，但她仍然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她的领导知道她是外地人，尽量用普通话与她沟通，但那样她仍然听不懂对方的发音，而且对方说话速度太快，内容太简略。

现在，只要领导来安排工作，她就会偷偷打开手机，录下对方说的话。

想起第一次被领导批评时，邢安琪仍然觉得委屈。领导告诉她写篇发言稿，她答应下来，加班加点写了一周。没想到交给领导后，对方发了火，说她只写了一篇，怎么没有写两篇，而且句子都不通顺。

邢安琪观察了快半年，发现这是领导的说话方式。为了弄清楚对方的要求，她必须结合单位最近发生的具体事情，猜测对方到底想要什么。直接问也没有用，对方会反问她“你难道不知道怎么做吗？”。

编制就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但只有在里面的人才明白其中的辛酸。

毕业即入编的余童看起来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没人知道她一年前就开始看心理医生。她承认自己太紧张了，已经无法顺畅地写字，听到大声说话会感到刺耳和心慌，与他人交流时也会紧张甚至颤抖。

最后一次治疗结束后，医生告诉她，她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焦虑症症状，继续治疗已经没有意义，应该去看精神科。但是，她担心真的去看精神科后，病历会留在档案里，担心自己的工作会受到影响。

余童工作的学校位于省会城市，距离她的老家1500多公里。除了物理上的异乡人，她在性格上也与同事们保持距离。有次，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传播了关于她办公室的谣言，她去找那个人对峙，对方不承认，并让她的同事评评理。

没有人站出来为她说话，甚至有人说没听过谣言。她不敢再和同事们“撕破脸”，因为在这里，独立是不可能的。

评优和推介几乎都是教师内部互相评选，没有客观的标准，甚至成绩都不重要。有次班级评分，她的班级因为打扫卫生而有一半学生不在教室，但仍然拿到最高分。她和打分人聊起这件事，对方说“咱们关系好”，让她不要告诉其他人。

每次班级评分，总有老师不满，质问为什么自己的班级得分那么低。余童也不例外，几次得到非常低的分数。对方总会找出理由：我还没走到你们班级，班级歌已经唱完了；前面已经打完分了……

她发现，班级评分最终取决于老师之间的关系。学校组织的公开课评选，她几次得到高度表扬，但实际打分的是同事，等到最后成绩出来，她的排名却很靠后。她常常不知道什么样的课堂才算好。

偶尔，她还要应付家长的举报。教育局不允许老师给小学生布置作业，但有些老师担心孩子学习跟不上，会少布置一些作业。有位家长非常反对，多次向教育局反映。她渐渐感到老师的尊严被侵犯。

这些琐事和情绪的积累最终压垮了余童。辞职并不顺利，她找领导时试图说服他，对办手续的同事赔笑脸，把与学校有关的离职原因全部删除。终于，经过漫长的等待，学校同意放她离开。

离职后不久，她搭乘火车离开，并没有确定下一步去哪里。她打算先随便选择一个城市，治好自己的焦虑症。她打算等以后再向父母坦白，希望能找到更稳定的工作。

李亮宏决定离开。他带着所有备考的材料请同事吃了一顿饭。“终于不用再看那些书了”，他兴奋地说。

元清在上海某事业单位工作了一年多。她是山东人，选择这个与生活、学业和未来规划都无关的城市纯属偶然。

毕业那年，元清的第一选择是考研究生。考研笔试结束后，她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如果考研成绩不理想，她打算马上开始考公务员，不浪费应届生身份。

体制内几乎是她唯一的职业选择。她并没有特别想从事哪个行业，只希望有稳定的工作时间，能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父母也希望她考公务员，希望她能有一个稳定的编制。在他们看来，只有有编制才有出路，才能获得归属感。

因为父母的期望和压力，她选择了考公务员，而不是考研究生。虽然她室友都选择了考研究生，但他们最终没有考上。那时，她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尽管工作并不开心，她决定忍耐下去。她也不知道出了社会之后能做什么。

过去，她总想和父母分开住，因为不想被他们催婚。但现在，她希望能考回家，至少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让自己放松一些。

她无法离开的原因是还有5年的服务期。她只能尽量让自己开心一些，但娱乐活动都有限，房租占去了大部分收入，而剩下的钱用于基本的生活用品。她偶尔和朋友去打打乒乓球或出去走走。

离职对余童来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辞职的过程并不顺利，她试图说服领导，向办公室的同事微笑搔首，把与学校有关的离职原因全部删除。好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学校终于同意让她离职。

辞职之前，她一直是家里唯一收入的来源。她家在农村，父母是农民，帮不到她。家里有一个患有基础疾病的妹妹，她要负责支付妹妹的学费、生活费和医疗费。每年入冬，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妹妹会不会感到冷，要给她多买几件过冬的衣服。

对她来说，成为老师似乎是非常体面且成功的工作。离开舒适区后，她不知道如何应对别人的眼光。此外，她在校时成绩平平，甚至有几门课挂科。她担心自己离开之后还能找到工作吗？

但是，在岗的每一分每一秒，她都感到煎熬。离职手续办理完成后，她连夜搭乘火车离开，甚至没有确定下一步去哪里。她打算先随便选择一个城市，治好自己的焦虑症。她不敢让父母知道，打算在事情稳定一些之后再坦白给他们。

李亮宏最终决定离开。他决定利用35岁之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背水一战，奋力寻找更好的出路。他知道，如果离开了这个岗位，如果不能成功上岸，他将面临体制外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他不确定自己能在外面的环境中适应，也是他不敢轻易辞职的原因。

他曾经在体制外工作过，了解体制内外工作的差异。他知道在体制内如鱼得水，而在体制外并不一定适应。他担心离开这个岗位后，如果不能成功上岸，他将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他曾在体制外打过工，清楚体制内外工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虽然他知道体制内的工作更受欢迎，但也知道体制内的技能不一定适用于体制外。

李亮宏的父母发动全家人轮番给他打电话，劝他不要辞职。他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得来不易的编制。他们认为孩子可以为父母带来好处，不需要每周回家，辞职就是不孝……电话甚至打到了他的妻子那里。面对压力，他开始思考，如果离开这个地方，如果在35岁之前不能成功上岸，他会做什么？

他决定离开的那一天，正好是五月天举行演唱会的日子。他和妻子孩子坐在场馆外，听到五月天唱道：“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错完再重头，也许放弃一切，活得更轻松，我却不再是我，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咸鱼也要梦”。

李亮宏最终做出了决定，他决心背水一战，利用35岁之前的最后机会，寻找更好的出路。离开之后，他感到非常开心。

（注：文中均为化名，部分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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