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群为什么越来越多_你的工作群，为什么越来越多？

工作群为什么越来越多_你的工作群，为什么越来越多？最近引发大家的关注，相信大家都想知道这件事会有怎么样的发展？下面就让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一起来看看吧。

你的工作群，为什么越来越多？

梅珍里著，谭山山编审，配图取自《我，到点下班》。临近劳动节之际，“月薪5000元却加入46个工作群”这一话题登上社交网络热议榜首，众多有着相似经历的工作者纷纷在评论区倾诉他们的困扰：薪水并未增多，反而工作群的数量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不断增加。在数字化时代的打工人群体中，无端被拽入一个新的工作群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精神压力源，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工作群泛滥成灾，使得越来越多的上班族深陷“隐性加班”的困境。“已阅，收到。”

近年来，员工“全天候在线”已成为职场不成文的规定。在传媒、快速消费品等行业发布的招聘信息中，明确指出员工需要“及时回应工作消息”，但是管理者却没有对这种“全天候在线”背后潜藏的“隐性加班”问题进行解释。

“隐性加班”是指员工超出法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范围，仍在处理工作任务的行为。工作群的出现将这一现象带入公众视野，原来仅限于一对一的任务分配，在工作群中进行时，会引来更多人的关注，包括上级领导和同级别的同事。

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员工很难拒绝任务，只能反复权衡，删删减减地打出一串心里话，最终无奈地回复一句懦弱至极的“已阅，收到”。

倘若有人试图以拒绝隐性加班为由进行反抗，上级往往会采取诸如“别人也能做到，为何你不能？”之类的PUA方式进行反驳。

我们究竟如何步入了这样一个工作环境？

以工作群为代表的线上办公方式本意在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促进有效沟通。例如，居住在大理的自由职业作家可以随时随地在工作群中与编辑讨论稿件大纲；无法亲临会议现场的人可以一边参加电话会议，一边在工作群分享相关材料。疫情期间，微信、钉钉、飞书等应用程序使得分散各地无法面对面交流的同事们能顺畅沟通协作。

然而，工作群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人们原有的工作模式。

在即时通讯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们通过传真的形式、打电话或者发送电子邮件来进行联络。这些沟通方式局限于办公场所，因此，在那时，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的界限分明。除非是如医生、护士等需要随时待命的职业，大多数劳动者下班后就进入了自己的私人时间，即使临时有工作事务，也会留待次日上班时处理。

著名媒介学者麦克卢汉曾用电灯的例子阐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电灯发明之前，人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电灯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规则，让人们既可以白天工作，也可在夜晚继续工作，进而重塑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边界。

同样地，以工作群为代表的线上即时通讯方式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其带来的便利性意味着企业期望员工“24小时随时在线”。这不仅给现代生活带来了新的衡量标准，也重新定义了工作以及现代社会对于工作的需求。

同时，衍生的一个结果是，“群”成为了人际关系的角斗场：不希望某些人在群内，或是不愿让特定人听见某些消息，因而除了大群外，还会衍生出诸多小群。群消息标记不断地提醒我们已经逝去的个人时光。

原本旨在打破时空限制，赋予劳动者更大自由度的即时通讯方式，如今却成了工作的累赘，变成了束缚员工的枷锁。一方面，它减少了需要亲自前往、聚集一处才能完成交流的时间成本，显著提高了沟通效率；另一方面，它模糊了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的界限，令两者混为一体。随时可以进行的交流也意味着默认员工需全天候在线。

无论身处雪山之巅还是海滩之上，只要工作群内一个@，你就必须随时随地准备好建立一个无形的办公室。

直至2024年1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提及了一项涉及全国首个在裁决书中明确指出“隐性加班”问题的案件。

此案中的当事人李女士主张，她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存在加班情况，具体表现为在各类工作群中处理和沟通信息。对此，公司未支付加班费，理由是这不属于加班范畴。

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和休息日期间利用社交媒体工作已超出简单的沟通范畴，其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特征，不同于临时性、偶发性的一般沟通，体现了用人单位的用工管理特点，应当认定构成加班”，法院据此判决，该公司应向李女士支付加班费共计3万元人民币。

然而，像李女士这样勇于反抗“隐性加班”的人仍属少数。更多的劳动者因为家庭、社会、经济等多重压力，只能被迫接受现状。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李女士加班证据的裁决书。（图片源自微信公众号“京法网事”）

当我们把“隐性加班”视为“行业常态”时，不应忘记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正是劳动者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历史胜利纪念日。

在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他曾描述19世纪英国工人的艰辛生活：“在灰暗的清晨，当还不清晰可见的巨大烟囱冒出的浓烟遮蔽了焦煤镇的时候，那些‘童话般的宫殿’就已经灯火通明。木屐在人行道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工厂钟声持续不断，为了一整天单调乏味的活动，所有抑郁疯狂的‘大象’已被擦拭干净并加油完毕，开始了沉重的运作。”

19世纪的欧美地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普遍采用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的方式来剥削工人。当时，欧美工人的每日工作时长通常为12至16小时，有的甚至达到18小时。德国工人莫里茨·布罗梅写下这样的话：“新时代的工人有更多的需求！他们渴望享受生活的乐趣，渴望自我提升！”

在此背景下，美国工人群体提出了“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剩余8小时自由安排”的口号。1916年，8小时工作制在美国以联邦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随后，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完成了8小时工作制的立法进程。

美剧《镀金时代》第二季中有反映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情景。（图片源自《镀金时代》）

当年，不少工厂主和资本家迫于工人斗争的压力，不得不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他们很快发现，给工人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实际上能提高生产效率。

一个多世纪过去，现今的工作模式依然存在着两极化的博弈：一方面，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实施每周四天工作制，力求在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同时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在24/7的工作机制下，我们身不由己地陷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停歇的状态，工作中断、公私不分、现实与梦想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

也许，我们应该效仿先辈们，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生活被训练得完全适应24/7的工作节奏，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那我们与机器还有什么区别呢？

至少，我们可以像日本电视剧《我，到点下班》中的女主角那样，明确地表达：我们并不是拒绝工作，但也要坚决捍卫自己的私人时间。

（图片源自《我，到点下班》）

参考文献：

[1]中国青年报，《前两次工业革命的遗留问题》

[2]京法网事，《法官说法|我审理的这起案件被列入高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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