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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探讨“四天工作制”的可行性是否现实?图/视觉中国
5月31日,知名考研导师张雪峰宣布,他的公司“峰学蔚来”自8月1日起将实施四天工作制,员工薪资维持不变。
实际上,张雪峰的公司并非孤例。近期,从携程允许员工在周三和周五远程办公,到乐视执行每周四天半的工作制度,再到长沙和温州两家初创公司相继推行“四天工作制”,“四天工作制”成为热议的话题。
然而,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四天工作制仍然是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尽管五天工作制已实行将近30年,但仍有许多公司的双休日未得到充分落实。更长的工作时间如“996”工作模式(每日上午9点至晚上9点,每周工作六天)被一些人视为“福祉”。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4小时,按照八小时工作制计算,则每周平均需工作5.8天。
与此同时,2023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青年失业率更是超过了20%。在这样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一种观点认为,实施四天工作制可以使每个人少工作一天,从而让更多人有机会就业,同时还能在旅游、零售等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然而,另一种观点则担忧,四天工作制将加大企业的负担,最终可能导致就业岗位减少。
曾任国家科委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的武欣表示:“现在提议缩短工时,民众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经济状况不佳,因此希望大家不要上班。”作为1986年“缩短工时课题组”的核心成员,他曾参与了中国由六天工作制转变为五天工作制的决策过程。他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果减少20%的法定劳动时间,让企业承担额外的用人成本,“就如同抢劫私人资本,肯定会引发强烈反弹。”
无可否认的是,工作时长的缩短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息息相关。随着生产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可能会主动选择实施四天工作制。
劳动是与土地、资金和技术并驾齐驱的四大经济要素之一。劳动投入过多或过少都会对劳动力价格以及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不再是贫穷国家了。”武欣强调,劳动力不应仅仅被视为生产经营性劳动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应被视为社会组织和公共事业的人力资源,这也是贫困与发达之间的关键区分。
与其五天浑浑噩噩,不如四天全力以赴
今年4月,长沙一家名为“周三也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宣布实行四天工作制的消息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公司创始人朱天赐从创办公司之日起便决定,全体员工除双休日外,每周三也可享受带薪休假。
促使朱天赐作出这一决定的是他首次创业失败的经历。那时,他的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影视、综艺、动漫渠道推广的MCN机构。原本应该充满创意灵感的工作环境,在每次会议上却显得死气沉沉,员工疲态尽显,团队沟通匮乏,久而久之积累了诸多矛盾,最终导致公司未能生存下去。
直到某一天,朱天赐刷到国外实施四天工作制的相关报道,其中列举的好处诸如提高生产率、增加员工幸福感、降低离职率、减少失业以及改善工作与生活平衡等。
于是,他在新公司成立后鼓励员工在周三休假,可以尽情网上冲浪或外出游玩,只需将所见所感记录在共享文档中即可。
此举迅速吸引了大量关注。短短一天之内,上千人咨询招聘信息,朱天赐的手机响个不停。当然,也有人质疑他借此炒作“做四休三”,更有甚者怀疑该公司是诈骗,提醒求职者谨防受骗。
考虑到全国范围鲜有真正实行四天工作制的公司,而实际工作时间超过五天的公司却比比皆是,所以“做四休三”似乎更像是存在于未来的美好愿景。
在许多人传统的观念里,工作时间越短,产出就越少,对公司而言就意味着收入减少。在这种背景下,期待雇主自愿减少工时显然不切实际。若一家企业主动将五天工作制调整为四天工作制,则意味着雇主相信减少工作时间不会降低产出,换句话说,员工在工作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必须提高。
国内外的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缩短工作时长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早在1986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缩短工时课题组”就发现,当时多数单位每周工作48小时,但实际上有效工作时间不足30小时,迟到早退、上班闲聊、打毛线等现象普遍存在。
“缩短工时实质上是削减冗余的工时投入。”武欣指出,如今私营企业的“内卷”现象与过去国有企业“磨洋工”现象,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其实质是“有效劳动”与“名义劳动”时间投入比例问题。
非营利组织“全球四天工作制”(4 Day Week Global)于2022年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开展试点项目,结果显示“做四休三”、工作时间缩短后,企业的业绩反而有所提升。
以英国为例,参与试点的61家公司大约有2900名员工每周四天平均工作34小时,同时保持原有薪酬福利待遇。六个月的试验结束后,公司平均营业收入增长1.4%,员工离职率下降57%。试验结束后,92%的公司决定继续采用四天工作制。
该机构的全球活动干事海泽尔·加维根(Hazel Gavigan)表示,四天工作制为企业和员工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工作流程的机会,使企业能够减少无效的工作安排,比如冗长而效率低下的会议。
黎湉是一名在英国工作五年的人,去年她入职了当地一家市场营销公司。据她介绍,该公司早在三年前就开始进行工时制度改革,最初是实行一周四天半工作制,随后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四天工作制试验,并最终在2022年7月确定永久性的四天工作制。员工可以选择在周三或周五休息,以确保工作日公司正常运营需求。
黎湉坦承,将原本五天的工作量压缩到四天,起初让她颇感不适。每天从早上九点上班直至下午五点半下班,有时还需加班一到两个小时。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她逐渐适应了这种新节奏。“以前工作五天,有时就是在混日子。现在虽然忙碌些,但效率提高了,时间安排也更加灵活了。”
此外,前述试点研究还发现,“做四休三”的员工普遍感到更加快乐,工作倦怠感和精神压力得到了缓解。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睡眠、锻炼和自我提升,这间接提高了劳动效率,形成了积极的反馈循环。
2023年1月3日,久未露面的乐视宣布将实施每周四天半工作制,即每周三实行弹性工作制,员工只需连续工作五小时即可,这一天被称为“快乐星期三”。
在此之前,乐视员工辛悦曾在杭州一家实行“996”工作制的互联网公司任职。现在,她在每周三最晚可以在下午一点半到达公司,有时清晨匆忙惯性地慌乱起来,猛然想起今天是星期三,那一刻立刻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长久以来,勤奋、奋斗和服从的工作伦理似乎已深深植根于东亚打工人群体。朱天赐曾认为员工必须非常努力、经受锻炼才能获得成长和公司的信任与晋升。回顾去年创业失败的经验,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误区:一味考虑业务赚钱,却忽视了从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的角度出发去解决问题。
“时代变了,”朱天赐公司的员工98%都是00后,“社会应当为他们创造更开放、更包容的环境,何必无缘无故地折磨他们,让他们毫无意义地加班呢?”
缩短工时能增加就业吗?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在那个时期,中国居民闲暇时间的利用在劳动效率恢复、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家庭生产等方面的效益较弱,不足以弥补闲暇占用的生产时间损失。
武欣强调,自1995年以来,国内有效工时从40%逐渐提升至60%-70%,这不仅仅归功于五天工作制的推行,更多的是得益于奖金制度政策的协调配合。
相较于上世纪五天工作制改革时期,当前推动工时制度变革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需要在确保就业增长、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同时,妥善解决劳动工时制度问题。
武欣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形势下,发展经济主要依赖内需,而增加闲暇时间是提振内需的关键手段。事实上,通过缩短工时释放消费需求、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正是1987年《关于在我国逐步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议》中用以说服决策者的亮点之一。
彼时,人们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几乎都被家务琐事占据,如洗衣、打扫卫生、探望老人、购买必需品等,因此出现了“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的说法。
实施五天工作制意味着休息日翻番,这对服务业尤其是餐饮业的刺激效应尤为显著。“五天工作制是中国第一次从需求侧调控宏观经济,也是消费经济学的开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武欣说。
假设现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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