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不到一年想回大厂了_国企三年后，我又跳回大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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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三年后，我又跳回大厂了

不同于肖月的经历，大东并非通过校园招聘进入国企，而是从知名的互联网巨头转投而来。在2021年Web 3概念热度攀升之际，大东所在专注于AI领域的项目组并未得到公司的足够重视。此时，一个隶属于国资委全额控股的集团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开出了更高职位、独自掌管项目并承诺提供最优资源等诱人条件，这些无不触动了他的内心。

然而，在加入国企仅半年后，将大东引进门的领导因公司内部斗争而被调动，他也随之遭受冷遇。与此同时，那些曾与他平级的互联网前同事们，有些人已开始主持价值千万级别的项目。

原本以为提早跳槽至国企可以避开35岁以上的职场压力，但大东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有了新的体会：相较于年龄，个人能力和专业技能停滞甚至下滑所带来的压力更为沉重。特别是在AI浪潮兴起后，当他得知昔日一起在大厂拼搏的同事受到投资机构青睐，获得创业机会时，他不禁对自己之前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相反，肖月由于国企的工作经历在寻求跳槽到互联网公司时遇到了阻碍。但她巧妙地将这个劣势转化为优势，通过在职期间积极累积丰富的供应链资源，最终依靠校友内推得以如愿进入了理想的大厂。

然而重返互联网大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肖月面临的挑战远超国企，薪酬甚至回到了刚毕业时的水平。例如，在大厂，领导讲话速度飞快，而且工作节奏比国企快得多。一次会议结束后，领导就会要求她在次日提交需求文件，而在国企，文件提交的时间通常是一周后。

加入大厂后，肖月常常是旧任务还未完成，新的会议通知就已经到来。在国企，领导很少会在周末给她打电话，但在大厂，她必须随时关注手机，通宵加班成了家常便饭，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对她来说已成奢侈。

尽管如此，肖月在入职一个月后却被领导叫去谈话，指出了她在适应企业文化及快速产出方面的不足。肖月深知，若无法迅速适应，恐怕难以通过试用期。

正当肖月为试用期能否顺利度过忧虑时，另一位同样从国企跳槽回大厂的90后男子木易，却不得不开始思考寻找下一份工作的问题。出于对被“喝茶看报”式职场现状消磨生活激情的担忧，木易顶着周围亲友的反对声浪，历经一年的准备、筛选和面试，终于走出国企舒适区，成为了互联网公司法务部门的一员。

然而木易并未迎来期待中的升职加薪，反倒是首次在大厂参与的商务谈判未能达到公司预期，在领导问责下，业务部门将其原因归咎于他合同审核基础薄弱。于是，在试用期第三周，木易即遭到解雇。

在这三个人中，唯一大东具有先前在互联网大厂的工作经验，回归后的挑战也同样严峻。利用在国企积累的资源和人脉背书，大东于去年9月重返互联网大厂，收入相较之前在互联网公司任职时有所提高。

然而，相比于三年前，大东明显感受到当前项目的盈利压力增大。曾经身为甲方的他，现在却需要逐一拜访各家企事业单位，说服他们试用自家产品。

最令大东愧疚的是妻子和孩子。当初选择跳槽到国企，除了考虑到职业发展前景，也是希望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然而现实却是，当孩子生病住院哭泣着找爸爸时，大东只能在会议间隙通过视频通话不断安慰他们。

回顾三年前，肖月和大东初入国企时曾享受过一段轻松安逸的日子。那时，肖月作为一名管培生进入国企，公司承诺将以产品经理的方向对她进行定向培养。但由于项目较少，大部分实际工作交给了外包团队，肖月主要负责传递指令，具体执行则由外包团队承担。

然而好景不长，仅过了一年，公司在控制成本的举措下裁撤了外包团队，那些繁重琐碎的任务便落在了肖月肩上，下班时间也从原先的下午五点变为时常加班至晚上八九点。

相比之下，肖月在互联网大厂的产品迭代速度远超其在国企撰写的需求文档落实速度。当大厂的朋友告诉她，自己入职两个月就为某个应用新增了功能时，肖月愈发感受到落差感，工作热情和斗志也逐渐消减。

此外，肖月还在薪资待遇上感到了差距。入职之初，公司承诺她的年薪不低于20万元，而同期进入互联网大厂的同学，年薪最低也有25万元以上。

但从肖月入职第二年开始，各种福利补贴要么被大幅削减，要么干脆取消。粗略估算下来，她每月福利至少减少了3000元。更雪上加霜的是，公司经济效益不佳导致年终奖全员减少，新员工肖月还被迫背负起了部门最低绩效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第一年勉强实现了20万元年薪外（若加上各项福利折现），肖月的工资逐年下降，降幅接近40%，同时她的工作任务却越来越多。

每当参加同学聚会，听到曾在大厂工作的同学们抱怨虽每日拼命加班但奖金丰厚，许多人年薪超过30万元（还不包括加班费），肖月跳槽的决心愈发坚定。

而对于选择降低薪资跳槽到国企的大东而言，福利待遇的缩水是可以预见的，但他未曾料想到的是自身能力的急剧滑坡会带来如此大的焦虑。

刚进入国企时，大东确实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感，以前在大厂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在这里竟然可以干上半年。每天晚上7点就能下班陪伴妻儿，从甲方转变为乙方的身份也让他在工作中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这些都是他在互联网大厂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然而，大东并未就此满足，他仍渴望在国企作出一番事业。最初招揽他进来的领导是个实干派，有许多雄心壮志，看重大东的技术能力和互联网背景。然而随着这位领导的调离，大东在公司的话语权日益削弱。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政策不得不去做一些没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在大东看来，与互联网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研发产品不同，国企更容易受政策导向影响。“比如市场上已有较为成熟的产品，但我们还要花钱去研发同类产品供下属单位使用。实际上，这类产品毫无市场竞争力，也无法与现有产品抗衡。”

困于国企制度束缚的大东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停滞在了三年前，相比之下，比他晚进入大厂的一些师弟师妹已经成为了公司核心项目的负责人。

处在AI行业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深感核心竞争力正逐渐丧失的大东，回归大厂的念头愈发强烈。特别是当他得知当初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同事已经开始创业时，这一想法更是坚定不移。

如今再次投身互联网大厂的大东，找回了主宰自我人生的自信。与国企不同，在这里他可以直接看到一线市场的反馈，哪怕是最细微的数据变化，也能成为他优化产品、理解用户的关键指标。

基于对市场的深入理解，大东也开始尝试发展副业。不久前，他与朋友合作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在市场上取得了不错反响，也赚取了一些收益。“虽然面临项目和35+红线的压力，但未来的道路依然广阔。在我看来，互联网公司即使不是职业生涯的终极目标，也是一个更好的跳板，有助于我迈向下一阶段。”

同样刚进入大厂两个月的肖月，正在尽力克服关于是否能通过试用期的疑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这两个月学到的东西感觉比我过去在国企一年里学到的还要多。就算试用期过不去，这些收获也足以让我坚定地跨出这一步。”

在短暂失业后，木易奔波了一个月四处面试，终于找到了一份与互联网教育相关的工作。对于跳出国企的决定，木易并未后悔：“趁着年轻应该出去闯一闯，与其在国企里慢慢被淘汰，不如早些出来接受锻炼。”

然而，当大东等人纷纷选择离开国企返回大厂之际，加入国企仍然是众多职场人士的就业首选。

据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届毕业生中有47.7%希望进入国企工作，该比例在各类企业中高居榜首，而且期望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已经连续五年呈现上升趋势，从2020年的36%增至2024年的47.7%。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视频编导的阿萌最近也加入了备考国企的队伍。32岁的阿萌因为长期熬夜加班，有时会出现心跳过速的症状，让她深切体会到：“我真的害怕自己有一天突发心梗或猝死。”

相较于无休止的加班、OKR考核，以及挥之不去的35+红线和裁员恐惧，国企那份工作稳定、朝九晚五、周末双休的特性对她来说充满吸引力。

为了尽快实现“上岸”国企的目标，阿萌在过去半年间已参加了十几次面试和笔试。“国企招聘也有年龄限制，一般员工社会招聘年龄要求在35岁以下，我的年龄和双非硕士学历在这方面不太具备优势。”上个月，在生日那天，阿萌许下了新的愿望：“今年一定要成功‘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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