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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27日,张女士携子在贵阳的廉价民宿中度过了第五个夜晚,这是母子俩第十次踏上贵州之旅。近一年来,为了追回因“闪婚”而损失的二十多万,包括中介费和彩礼,他们频繁地往返于江苏与贵州两地。
与此同时,24岁的南昌女子小曾预订了前往贵阳的高铁票。她的兄长在7月初通过贵州一婚介带回一名女子,但该女子于8月25日自行离去,9月13日,警方告知小曾,该女子因涉嫌诈骗被立案,“她似乎不止诈骗了一家。”小曾与年迈的父亲决心,“钱要不回来,就不回家。”
10月11日,红星新闻独家报道了一名31岁男子在“闪婚”后因巨大失落感服毒自杀的悲剧,此事引起广泛关注。记者进一步发现,自去年9月起,湖北崇阳至少有四个家庭在同一家婚介引导下,赴贵州“闪婚”,结果无一例外,新娘均在半年内离奇消失。
调查揭示,类似“闪婚”现象在全国多地均有发生,且背后常有与贵州婚介机构合作的中介身影。记者加入的两个微信群,共有三百多位成员,皆为寻求弥补“闪婚”失败损失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他们曾满怀希望,在当地婚介或“熟人”的引领下,远赴贵州寻求爱情,却陷入困境。
张女士的故事充满了波折,她和儿子为了节省开支,住在贵阳的廉价民宿,但已额外花费五万余元。江苏盐城的农村家庭,因儿子未婚而焦虑,经同事介绍,她们接触了贵州的婚介。去年11月,儿子在首次贵州之行中迅速娶妻,然而一周后,女子离开,幸运的是彩礼得以退还,但中介费却未能索回。接下来的两次“闪婚”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更是损失惨重,包括20余万元的彩礼和其他开销。警方虽立案,但证据不足,女方被保释,中介退款也一拖再拖。
小曾的经历同样曲折,她和家人发现被骗后,加入维权群,发现受害者遍布多个省份。大家共同的难题是如何成功立案,以及如何追回损失,群内弥漫着对诈骗行为的愤怒。
这些故事揭示了一个跨省“闪婚”的黑色产业链,受害者多来自农村,由于社交圈狭窄,急于成婚,加之中介的虚假承诺,他们成为诈骗的目标。法律援助变得至关重要,律师们接到了越来越多此类案件,但他们也指出合同条款往往偏向婚介,法律对高额服务费缺乏明确规定,使得受害者维权艰难。
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反映了社会中某些角落的婚恋焦虑和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以及受害者家庭面对的困境和无助。这些案例警示着社会,需加强对婚介市场的监管,保护无辜者的权益,避免更多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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