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话日常用语1000句,今天台湾民众讲一口流利中国话，很大归功于光复后的国语运动

【两岸快评第176期】

殖民地返回祖国后，大多数人在精神方面的变革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大刀阔斧，聚集众议，坚决根除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文化，将日语变成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这些做法对台湾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效果逐渐显现。今天，台湾民众说流利的中文，熟练运用中文写作，离不开陈仪主导和推动的“国语运动”，也离不开来自祖国大陆的中小学汉语教师们的开创性工作。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了改造台湾同胞的精神面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

抗日战争期间，台湾总督府推行皇民化运动，向台湾民众宣传日本皇国精神，教授军国主义歌曲，让各级学校的学生接受日本国民的训练，丑化中国人没有利己主义、无理取闹、国家观念、鸦片鬼的形象，抹煞了台湾学生的中华祖国观念学校取消汉文课程，学生一律说日语，说台湾话罚款。到1945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约为70%。皇民化是毁灭中华的国语、国文、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日语、日本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台湾年轻人在日本化的正规学校教育环境中长大，长期受教效忠天皇和皇国，成年后被骗献身于“大东亚战争”，潜移默化。其中一些人对中华祖国和文化有疏离感。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再次扰乱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日军在占领区内，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杀害我们的同胞，搜刮物资，榨取民脂民膏，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用日本文化取代中华文化，用中国人变成天皇的奴隶。在抗日的烽火硝烟中，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发誓要修筑新的长城，不服从臣倭，发酵的中国民族主义指的是反对日本，甚至是日本的语言、生活习惯、制度、器物等一切。广大民众反抗日本文化中的残暴性、奴性，甚至全盘否定其中的合理成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将原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其他基本沿用原行政结构。

语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人人都会说“国语”，用“国文”。陈仪主张在各级学校普遍教授“国语国文”和中华历史。设立文史专门学校和训练团，培养文史教师，想在几年内消除日本的色彩。

对于皇民化，长官公署呼吁一切中国化，大力普及“国语”教育。台湾同胞也想学习“国语”。大陆各地方言的发音不同，东北人和福建人说的语音大不相同，浙江人和江苏人说的语音也不同。台湾细胞听了很奇怪，不知道从哪里来。

来自大陆的官员多为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国语”不标准，家乡口音非常重。台湾的民众怎么也听不懂，听不懂。陈仪本人的“国语”不标准，绍兴口音很重。

光复初期，“语文”教育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是教师的问题。 600多万同胞必须学习“国语”。谁来教？关于学校教育，有1000多所“国民”学校，每所学校需要一名“语文”教师，需要1000多人。其次是方法问题。闽南语、客家话是同一系统的语言。应该有更方便的方法。

台湾省“国语”推进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4月，大陆两位重要的“国语”推进专家魏建功和何容，任“国推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为方师铎、李剑南、齐铁恨、孙培良、王玉川，委员为马学良、黎锦熙

“国推会”是主持研究设计，协助国语教育行政的机关，隶属于教育机关。组织分为调查研究组、编审组、培训宣传组、总务组。每组组长一人，秘书一人，由委员兼任。此外，还有编辑、编辑、监督、干事、办事员等工作人员。在各县市设立国语推广所，共有19处，派出的推广人员分别为3至7人。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语文》教学仍然在困难中实施，概况如下。

1、学校教师“国语”讲习。教育是在台北举办“国民学校教师国语讲习会”，各县市独自举办的讲习会。教育部选拔合格的中等学校教师，在省训练团接受训练，“语文”是主课之一。来自内地的中小学教师在“国推会”上接受了临时讲习班。首批33名“语文推广员”是从92名福建来的小学教师中选拔出来的。 1946年8月，教育处招收“国民学校语文教师”103人，台湾籍占半数。 10月，“国推会”魏建功主委赴北平，聘请“国语推广员”。另外，聘请了60名“国民学校国语指导员”，分发到各县市的补习课上。

2、“国语”音读示范播出。台湾省教育在台北广播电台设立朗读示范节目。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起，由教育部灌制，赵元任博士用“国语”注音。第二期将于5月1日起，“国推会”齐铁恨每天早上7点在电台担任“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等教科书播出，让学“国语”的人听，矫正语音。学校教师现在听说现在的教育，让广大学生也能很快学会“国语”，学习标准的“国音”。教育机构暂时使用“国民学校”，中等学校暂时使用“国语”教科书和民众的“国语”读本。废除教科书后，从6月20日开始更换为《国定小学国语常识》的教科书。

3、教学方法探讨。闽南方言失去效用是推广“国语”的一大阻力。因为日语和台湾话没有关系，所以很多台湾人认为“国语”和台湾话也没有关系。我只知道用学外语的方法学“国语”，死记硬背，举一反三。一些教育水平较低的人认为，从内地来的人说和台湾话一样的话，就不是说“国语”，而是说台湾话。为此，魏建功发表了几篇论文。主题是“台湾音系还魂说”、“从台语学习国语”、“从台语学习国语的方法”。为什么写了“恢复台语本来的语言地位”？这个方法经过怀疑和争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4、编纂《台国》对照学习用书。 “国推会”计划编印一套“台国”对照学习用书，内容包括台湾省注音符号十八课、“国台”音对照字录、“台国”共通词汇、“台国”对照词汇、比较类比法“国语”会话便利。

5、教材教学方法。 1946年10月，“国推会”设立了“模范国语推广站”，由教育部派来的“国语”专修系学生负责宣讲，朱兆祥委员负责指导。明年为了推广对照类推的学习方法，将设立4个分区。为了实验“国民学校”适用的“直接教育法”，1946年8月，教育处将原来的省立台北小学改为“国推会”附设实验小学，完全用普通话教学。来自北平的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和教育部派来的“语文”专业的学生负责教学。从一年级开始，进行教学法教材实验，由王玉川常委会指导，教材编辑。

6、编纂《国音》标准参考书。日本人教的北京话书错误很多，来自内地的同胞“国语”不同，台湾同胞感到不可思议。推广“国语”的当务之急是确立“国语”标准。 “国推会”将政府此前发布的有关“国音”标准的文件和书籍汇编成册，命名为《国音标准汇编》，并于1946年5月30日由长官公署发布，作为全省推广标准“国语”的依据。第一篇已付印。

7、注音符号的应用与推广。教育机关编纂的“国民学校”和中等学校临时使用“国语”教科书拥有注音表和注音本，民众阅读“国语”读本，左记方音，右记“国音”。全省铁路站名、全省道路站名、民营公司站名、台北市巷名，10月间由“国推会”公布。铁路各车站的名牌已注上注音码，其馀换新的名牌，到处可见注音码和汉字的手机。

在“国语”推广过程中，人手不足，“国推会”成立时只有12人，但来自重庆、上海、厦门各地区，独处后，就开始了单人工作。直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才平息下来。我完成了一些小册子和一种期刊《国语周刊》，剩下的只是开了个头。

很多台湾同胞都知道普及“国语”的重要性，努力学习“国语”，跟着每天通过广播进行“国语”教育。要学好陌生的语言，文字不容易，学校禁止教师用日语授课，所以学校教师只能暂时采用当地的方言。但是，台湾的方言并不是一个。教师用闽南语上课的话，客家学生听不懂。

由于学习上遇到许多困难，也由于不满大陆部分军队公教人员的低能，1946年4月，台湾同胞学习“国语”的热情由热而降。来自大陆的人“国语”各不相同，台湾细胞莫名其妙。他解释说，有些学校的“语文课”只能用“国语”来讲授，台湾教师可以使用闽南语和客家话来适应过渡期的需要。一些台湾精英为了民进和“国民学校”低年级，建议改革常用字和注音符号，并用“国语”闽南语

1946年5月，在台湾省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省参议员刘传提出“临时并用台语作为教育用语的安排案”。其理由是：“察冀市民的教育水平比内地普及，这次必须回到祖国，加紧文学归宗，鼓励国有化教育。但是，来国内的教师数量很少，推进语文运动也没有充分普及。鉴于目前各地的实际情况，各级学校的语文教师数量都很少，想专攻语文教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渡时期加入台湾话作为教学用语，能避免文化水平的下降吗？ ”。方法：“(一)近期物理、数学、生理各方面教师似乎因语文不规范而落选，希望能确立一定的方针； (二)物理、数学、生理教师能否不拘语文，多录用本省人。 ”大会坚决举行，“请政府参考”。

台湾参议员黄纯青建议：“本省人应该学习国语，外省人应该学习闽南语。” 教育处处长范寿康回应说，语文是我国唯一的标准语言，再加上中央机关在全国普遍推行，统一了办公时间，如果能不断推广本国标准语言，要在全省推广并不容易。 “外省人学习闽南语，需要语言双管齐下的措施。但政府明确实施，似乎在法理上没有根据，只能在舆论方面提倡。 ”

强制推行“国语国文”

公署希望台湾的塞尔不要学习日语。 “过去，你们被日本政府压迫不允许使用中国的国语和文字。这当然可以同情你们，原谅你们。但是，你们今后也总是动笔的话就用日语，动嘴的话就说日语。我个人不害羞。大家都不觉得奇怪。这就是甘心于奴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 ’台湾人，特别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出生就接触日语。日语和中文不同，短时间内学好“国语”是非常困难的。

1946年9月14日，长官公署命令中学禁止使用日语。教育部调整各校学习课程，加强“国文”、历史、地理科目，强制规定每周学习“语文”的课时数，要求新生入学地点补习语文、历史教育等。举办全省“国语”演讲比赛，举办公务员国语实习班，责令各县市设立“国语”推广站。全省铁路、公路、民营公司的站名和台北市的街名，一律用中文代替，用注音等各种措施普及“国语”。不得不改成日本名字的人一律恢复原来的名字，禁止民间新建房屋沿袭日本式。但是，台湾“国语”教师和教科书不足，各县市的中小学多是台湾出身的教师教“国语”。有人采用了“国音”的符号，但发音不准确，约达到三分之二。

据日本介绍，50年来，许多台湾细胞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台湾细胞都能使用日语，对汉字的国语完全陌生。光复之初，陈仪临时准刊报刊、杂志的附刊日文版，要求台胞尽快舍弃日文，改学汉字“国语”。许多台湾人多次指出这一政策运作良好。

陈仪与日本文化有染，娶了日本妻子，痛恨日本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痛恨其殖民色彩，虽然不能一夜清洗。 “文官任用的话，文官考试希望能用日语参加，但不能这样做。文官考试必须用国语进行。但现在，国文程度差，句子不成意的情况下，因为不能通融，所以可以在答卷后附上日语，以避免评价者误解其意思。 ……我们推广国语，必须要有刚性，才能提高效率。 ”

10月，长官公署表示：“本省光复开始以来，为了推广国语、国文，实行国策，去除了本省各报纸、杂志的日语版。公告自今年10月25日起散布本省境内所有报纸、杂志所附日文版，并请各县市政府遵守。 ”

陈仪严重堵塞了台湾细胞的信息管道，造成30多万日本中等以上受过教育的台湾细胞，成为文盲或半文盲。陈仪说：“完善公务员能力：最重要的是公务员通晓国语。目前，台湾公务员中，本省籍的人占四分之三。这四分之三的公务员，负责任，遵守纪律，做合情合理的事，认真工作；唯一的缺点是语文不通，影响工作效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全省公务员必须迅速通过语文充实工作能力。 ”

光复初期，新旧法令变化的时期，台湾同胞抱怨说，他们不知道内地的各种法律，必须遵照执行，怎么也不习惯，遇到做不好、做不好的事。许多中年以下的台湾人不懂“国文”，不懂“国语”，与外省同胞感情上有隔阂，语言隔阂导致误解，一时无法修复。

根据台湾籍志士谢南光等人的建议，台湾的过渡期应为10年。陈仪说：“我到台湾后，计划先把重点放在语文和国文教授上，达到让台湾同胞了解祖国文化的目的，虽然这项工作很困难，但从在福建推进语文运动的经验来看，这项工作有望在台湾省四年内完成大部分。” 陈仪原用了4年的时间，放弃了日语的日语，想换成中文的汉文。考虑到推广中文所面临的阻力，陈仪采取了强制措施，希望能很快出现。

由于语言上的隔阂，本省人和外省人经常产生误解。光复初期，台湾医生的“国语”水平很低。有一天，一名军官受伤来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就诊。台湾医生诊疗时表示“你的病很轻”，由于发音不清晰，误认为“你是卖国贼”。这位军官愤怒地殴打了医生，后来在警察局接受了审判，知道了发音问题并消除了误会，结果一无所有。

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体验，两岸人对日本文化的感受也不一样。在中国大陆军的公教者看来，日本的文化很伤人，所以想去就去。在台湾同胞看来，50年的日本统治，日本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合理的因素。何况，一年内换成中文汉文，很难。

彻底铲除日本殖民文化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令，第一，交响乐团演奏一些中国最有价值的歌曲，介绍给本省各学校，不要唱日本歌曲。第二，体育会尽量介绍中国式的体育姿态；第三，要以中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等为材料，创作故事小说给青少年看；第四，无论机关学校，都要以白话文为主，尽量避免文言和深奥的典故。日本

很多有祖国大陆经验的台湾志士认为，台湾没有经历大陆新文化运动和8年抗日战争是关键。为了让台湾本省人和祖国大陆同胞在感情和心理上互相包容，必须改造台湾文化。他们成立“台湾新文化运动委员会”，呼吁台湾同胞认识新时代、新环境，树立新意识、新生活，是祖国不可或缺的一员。

经过“二二八事件”的惨剧，陈仪等人痛感只有武力才能平息“二二八事件”，根本在于台湾的彻底中国化。要让台湾同胞用中文汉字，穿中国服装，读中国书，吃中国菜，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与大陆同胞相互往来。陈仪等人认识到，有必要从娃娃抓起这一点，于是强制中小学生使用“国语国文”，禁止使用日语，甚至禁止使用闽南语、客家话，加强中国历史和地理知识对中小学学生的渗透，宣传中华传统文化。日本的衣服、饮食、书籍、建筑、礼仪等被禁止。

殖民地返回祖国后，大多数人在精神方面的变革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陈仪大刀阔斧，集思广益，坚决铲除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文化，把日语变成中国的语言文字。这些做法对台湾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效果逐渐显现。今天，台湾人说流利的中文，熟练的运用和书写中文，离不开来自祖国大陆的中小学汉语教师们的开创性工作。 (作者褐静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