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靠自己买房的女生后悔了吗_得到了安全感，失去了选择，那些靠自己买房的单身女性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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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安全感，失去了选择，那些靠自己买房的单身女性后悔吗？

钱衍撰写的文章，经楚明编辑和以繁运营后呈现如下：

卢珊在31岁时坚定地决定购置房产。这一决定源于她刚刚经历了又一次搬家，近几年她辗转五个各异的居所，包括位于二环老破小的合租房，北四环仅用一道帘子分隔开的客厅，就读研究生时期的八人间宿舍，以及位于10号线核心地段五个女孩共享的三室一厅。

那次搬家后，卢珊感到异常疲倦。过去一年，她发现三位在北京购房的女同学都不是为了结婚而买房。相比之下，卢珊回忆起自己从小到大与不同室友磨合生活习惯的经历，她意识到自己确实非常需要一处稳定且不被打扰的专属独立空间。

对于许多年轻女性而言，“独立空间”或许是一种普遍向往的生活状态。其中一位在北京买房的女性同学浦浦，也是最早实现这一目标的人。2018年，她买下了一套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50多平米的老破小，并在年底装修完毕后入住，自此告别了频繁搬家和更换家具电器的日子。

浦浦是一位影视制片人，其工作性质使得她常年居无定所。在剧组时，她随队伍辗转各地快捷酒店，工作地点在哪里，人就在哪里；制作后期时，则住在公司租赁的公寓中，和同事们日夜兼程赶工。

促使浦浦购房有两个原因：首先，她的北京社保缴纳已满五年，用她的话说，有一种“终于能够买房，必须立即买下的紧迫感”；其次，工作第五年，她在公司担纲了两大项目，并恰好赶上行业的红利期，获得可观的奖金，手中积累了百余万元的储蓄，于是果断结束了每年平均两次搬家的生活。

即使无需在外漂泊奋斗，在熟悉的家乡安家立业，“独立空间”对于达到一定年龄的女性而言，成为了精神层面的必需品。

四川女孩小洛在26岁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40平米小开间。她从小随家人迁至成都，并在此地上学、工作。

出生于重组家庭的小洛，初中时期便开始寄宿学校，半月才能回家一趟，那时的宿舍最少也有四位室友。直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她才开始在家中长期居住。

当工作和情感遭遇挫折时，与家人共处一室，小洛需要在长辈和上小学的弟弟面前表现得成熟稳重。这时，她开始渴望拥有自己的空间，可以在那里无需表现出懂事，想沉默就沉默，想大声哭泣就能放声大哭。

在工作第三年的一个狂风暴雨的傍晚，驾驶着分期付款购买的小轿车行驶在路上，小洛突然体验到了一种“遮风避雨”的安全感。在这辆靠自己赚钱购得、可以移动的小空间里，她感受到了安全和自主的满足感。

就在那一刹那，“购买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的念头闪过小洛的脑海。

随后，小洛表现出强大的执行力，迅速将买房的想法付诸实践。首先，她盘算手中的积蓄能购买何种类型的房子。工作三年的小洛，存款和公积金加起来约有十五万元左右，而在她公积金可覆盖的成都最热门区域——高新区，设施较好的小区二手房单价大约在一万五千元左右。

据此计算，小洛手中约能购买40-50平米的一居室，总价区间大致在六十万至七十万元之间，首付约为二十万元，两千元左右的月供可通过公积金全额覆盖，基本不会影响日常生活。于是，小洛根据自身财力情况，明确了她所能购买的房子类型及所需金额。

接着，小洛开始深入研究公积金提取规则、二手房市场行情以及新房，并列出自己对房子的各项需求，如地理位置、安全性、小区的新旧程度以及一室一厅的要求。在有购房经验的好友陪伴下，她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找到了心仪的房子，并于年底顺利完成签约。

然而，在北京，同样的二十万元首付款数额却只能买到接近一百万元的房源。浦浦在工作三四年后，从新手晋升为中层管理人员，收入虽有所提升，但仍不如IT和金融行业的同学。直到第五年，影视行业陷入寒冬之前仍处于繁荣期。浦浦主动承担了一个难度较大的项目，经过半年的努力成功完成，并因此获得一大笔奖金，同时还晋升为执行制片人。

尽管她手中的一百多万元存款在高昂的北京房价面前显得捉襟见肘，但她获得了来自家族的全力支持：从外公外婆到姑姑姑父，全家人为她筹集了八十万元，助力她买下了位于理想地段的一套小房子，从此成为她戏称的“背负房贷的中年妇女”，每月需偿还一万四千元的贷款。

浦浦每月背负的一万四千元房贷让卢珊反思：如此高压的生活并非她所追求的。

在对比不同城市的购房可行性时，卢珊首先排除了自己求学和生活多年的北京。进入互联网行业一年后，她的月薪终于突破了两万元。基于自身的业绩和发展趋势，卢珊对职业生涯的升迁充满信心，预计未来两到三年，她的年薪有望达到五十万元左右。

然而，五十万元的年收入在北京的房价面前仍然显得力不从心。卢珊另两位在京买房的女同学选择了北五环和南六环的位置，对她而言，这些地方无法满足自己对于便利城市生活的期望。

确定在杭州购房后，卢珊进一步细化了自己的购房要求：工作八年，公积金账户余额约有十五六万元，再加上自己的积蓄，总共有不到三十万元的资金；父母在小城市工作，退休前是普通的工人，他们最多能提供三十万元的支持。这样一来，首付六十万元，总价二百万元以内的房子，六千元以内的月供可以通过公积金大部分覆盖。

明确支付能力后，卢珊列出了自己的购房需求：市中心、交通便利是首要因素；考虑到父母会定期来住，因此需要两居室——综合下来，她希望能在市区沿地铁、非核心地段的老旧小区找到一套50-60平米的两居室。

接下来的几个月，卢珊每月集中看一批杭州的二手房，经过半年时间，终于找到了符合所有条件的房子。

自从在心仪的城市买了房子，卢珊觉得在北京的工作变得更加纯粹——专心赚钱和积累项目经验。也正是有了杭州这个退路，知道自己不必永远承受北京的巨大压力，心态变得更加轻松。

良好的教育背景、清晰的逻辑思维以及职业发展道路构成了卢珊这些年轻女性经济独立并有能力靠自己买房的人生基石。

卢珊和浦浦毕业的那一年，大型央企和国企仍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雇主，而名校毕业生往往青睐投行、咨询等高薪行业，此时国内互联网一代巨头BAT的格局尚未形成。由于卢珊的专业较为传统保守，她在同班同学中算是少数进入央企从事工程师职位的。相反，不喜欢本科专业的浦浦误打误撞进入了影视行业，还有一些同学因找不到专业对口工作或是无法进入金融领域，而接受了互联网公司的入职邀请。卢珊刚毕业时，税后收入远超浦浦，并享有住房、交通和餐饮补贴；进入大厂的同学虽然收入相近，但其他福利并未像卢珊那样优越。

几年后，加入大厂的同学正好赶上了时代机遇，成为率先在北京购买大房子的人。而浦浦也抓住了影视行业发展最火热的几年，虽然她积累到一笔购房资金时，北京的房价已经达到了峰值。

卢珊所在行业逐渐走下坡路，她感慨：“我们的技术十分出色，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需要这项技术。”几年间，公司的福利不断缩水，内部也在持续重组。与同学们交流中，卢珊感觉自己仿佛正被社会淘汰。

最终，在三十大寿那年，浦浦辞去了工作近七年的传统行业，转行投身互联网，成为产品经理。

2020年，受疫情影响，卢珊在北京的公司面临困境，她转而跳槽至杭州一家同类公司，这家公司在产品方面稍显落后，但对于卢珊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离开生活和工作十年的北京，卢珊结束了租房生活，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小窝。

在杭州安家后，卢珊感受到了生活的安定：经济快速发展且互联网产业繁荣的杭州依旧忙碌，但却无需忍受每天长达两个小时的通勤。

退休的父母偶尔会到杭州与卢珊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在一个初夏傍晚，卢珊与父亲骑行至西湖边，吹拂着醉人的晚风——稳定的房子和宜居的城市给予了她强烈的安全感。

小洛不到四十平米的小开间也为她带来了安全感。搬进自己的小家第一天，小洛静静地坐在房间里，感受到了一种“女性力量”的涌动。令她惊讶的是，仅仅毕业几年后，自己竟然具备了完成曾以为遥不可及、艰难重重的重大任务的能力。

小洛也认识到自己是幸运的：生活在熟悉的城市，这里房价尚未成为年轻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同时产业稳步发展，就业机会也相当丰富。由于工作初期住在家里无需额外租房，小洛得以靠自己积累了大部分首付，并迅速还清了借来的首付款项。

这套小开间不仅给予小洛安全感，而且还具有“婚前财产”的属性。小洛表示：“办理完过户手续的那天，我觉得自己可以更加从容地对待结婚，再也不必因为住房问题而去依赖任何人。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我可以更加毫无压力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小洛搬进自己的房子后结识了稳定的男友，两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然而，小洛下一步的目标是出国读书——她已被英国一所知名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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