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精英和平民的界限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汉字在古代中国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由于它非常复杂极其难学,硬生生地划分出熟练运用汉字的官僚士大夫与很少使用书面文字的普通民众两个阶级。在博客和BBS中,知识精英的生花妙笔更具优势;而微博客每条只能发送140个字,降低了文字表达的门槛,让作家、学者和普通人在一个水平线上直抒胸臆。
草根网友的快人快语,有时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而某些习以为常的官场逻辑,放到微博上就变成了“雷人”话语,官员该以什么样的语态和心态与公众沟通,微博客提醒他们需要补课。
用“只言片语”来沟通民意
中国改革如何让经济“包容性增长”,让改革成果惠及全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近年来,不少大学毕业生在高房价的挤压下,成为“蜗居”的“蚁族”;中间收入阶层产生被剥夺感;老百姓在菜价等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幸福感趋于下降;而另一方面,某些新富和权贵肆无忌惮地侵占公共资源和社会上升通道,损害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河北大学李启铭交通肇事案发生后,猫扑网等发起“我爸是”造句,一个星期内涌现出36万句!浙江乐清市村民钱云会非正常死亡后,他生前在天涯社区质疑寨桥村征地问题的帖子,一天内回复数两万,访问数超过100万!这说明官民之间的隔阂、猜疑或误判,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究竟该如何拆除官民之间那道厚厚的心墙?一些政府机构和领导干部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微博客,尝试用“只言片语”来解读政府决策,沟通民意。在新浪微博中,经过认证的政府机构就有77家,公安部门398家,交通主管部门41家,官员158人。
在人民网的“人民微博”里,政协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中组部新闻办主任王新堂等,都在各自领域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在网上成为有影响力的体制内“意见领袖”。
这些官员微博目前看来反响积极。“成都关注”(成都市委宣传部微博)8月间动态发布四川两次山洪泥石流灾情和抢险救援进展,并迅速澄清城区停水谣言,59条微博被80多家网站转载,总点击量超过了千万次;“安徽公安在线”向网民搜集各类短信诈骗信息,在微博上集中展示预警;“平安北京”(北京市公安局微博)预报元旦前北京路面的交通易拥堵区域,有效疏导首都交通;云南曲靖市陆良县一所小学因欠付工程款,被建筑商把大门锁住,孩子被迫 “放假”,“微博曲靖”(曲靖市委宣传部微博)不遮丑,与网民一道呼吁解决;“平安南粤”(广东省公安厅微博)粉丝多达32万,广东网民亲切地称之“网上来了阿Sir!”。
用碎片化的贴文释放社会压力
今年,微博客在江西宜黄自焚案、湖南常德抢尸案中一显身手。有些基层干部担心,微博客的普及会不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参与两案微博直播的记者邓飞不这么看,他认为:民众通过微博客的表达,让底层的诉求和呼声直达政府,恰恰节约了政府的管制成本、反腐成本,有助于修复某些缺漏,增强了制度的弹性。社会学家单光鼐研究员则高度评价微博客帮助钟如九这样的普通人家维权,让底层社会重建对社会的信心。
实际上,在微博客上,当事人和“围观”网民的诉求,大多属于个人或地区性、行业性的具体而琐细的利益问题。高明的领导者总是擅长把带有某种政治诉求的问题化解为地区性问题、行业性问题,把社会压力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去逐一处置。微博客针对一次次突发事件和热门话题的“爆料” 和“围观”,就是用碎片化的贴文释放社会压力。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如果没有微博客等网络舆论这样的民众出气口,如果基层政府对这些具体的经济、民生问题视而不见,一拖再拖,只会激化矛盾,让各种社会压力都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
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楼发生大火后,微博客上发起“万人齐为上海静安高楼大火中逝去的同胞祈福”等活动,有网友号召去胶州路献花。上海市政府从微博客等渠道及时捕捉到民意的脉动,“头七”那天一早,领导人来到胶州路,与民众一起花祭遇难者,化解了官民之间一场潜在的对峙。上海花祭的平和收场,被群体性事件专家视为城市危机管理的创举。
让微博客有序发展
然而,微博客上也存在大量虚假信息。微博的病毒式传播,极有可能放大负面信息,搅乱人心。如何让微博客有序发展?在“金庸被去世”事件中,网民仅用1个小时左右,就在微博客平台上澄清谣言,事后误信误传的纸媒编辑引咎辞职。这表明微博客具有某种自我修复机制。
对于传统媒体和网民来说,需要达成和遵守对微博客信息传播、意见表达的自律和社会规范。例如,英国路透社曾专门制定《网络报道守则》,要求记者使用从网络上获得的信息时,必须在标题和正文靠前位置说明信息源;给新闻事件所涉及机构“公平的解释机会”;不要轻易转发微博客上有可能不真实或意见偏颇的链接,“一刻也不能丧失判断能力”;不能把维基类网站作为消息来源或新闻背景;控制“负气回帖”的冲动。
对政府来说,则需要习惯于在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中执政。114年前,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把报纸比喻成耳目喉舌,可以“去塞求通”。在今天,微博客更出色地发挥了“去塞求通”的功用,让人民政府变得耳聪目明,更敏感,更有人情味,有力地推动了良政和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