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联合创始人艾伦出自传揭露离职内幕

　　据国外媒体报道，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近日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个人回忆录《谋士：微软联合创始人回忆录》（Idea Man）。回忆录将在美国当地时间19日正式上架。《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则提前刊出了本书的部分内容。从书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中学时几何老师的远见卓识，才让艾伦和盖茨两人能接触到当时还是非常昂贵和先进的电脑。艾伦在书中还描述了他和盖茨在大学时代的生活，当年盖茨十分聪明，并且可以说有点自负，这让他在大学遭遇了第一次挫折。

　　此外，艾伦还揭露了两人为MITS公司开发Basic语言的详细经过，正是这次成功才造就了后来的微软。书中艾伦将微软时期的盖茨描述成一个不近人情的工作狂。后来由于身患淋巴癌，并且盖茨和鲍尔默还妄图稀释他所持有的微软股份，艾伦最后离开了微软公司。

　　以下是自传节选

　　初识电脑

　　我是在西雅图湖畔中学念得高中，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十分保守，但教学方面却处于全美领先地位。学校里规矩很少，机会却很多，在校学生似乎都对某些活动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学校里小团体也很多。有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和喜欢打网球的，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球拍。到了冬天，大多数学生还会去滑雪。我却从没做过这些事情，我的朋友也都是些不合群的男孩子。然而，到了10年级的那个夏天，我痴迷的东西开始找上我了。

　　我尊敬的几何老师比尔•道格尔（Bill Dougall）当时是湖畔中学科学与数学部的负责人。他是一位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海军飞行员，在航空工程学方面获得过高级学位，并且还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过法国文学学位。秉承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道格尔老师认为光钻研书本，但没有亲身实践可不行。他还意识到，在我们上大学前需要知道一些电脑知识。当时一些高中已经开始用传统大型机培训学生，但道格尔老师希望给我们准备一些更吸引人的机器。1968年，他联系了湖畔母亲俱乐部，后者同意利用年度义卖收益为学校租一台分时电脑用的电传打印机终端，这在当时可是非常先进的东西。

　　在去上数学课的路上，我停下来看了看。随着我走近小房间，微弱的咔哒声变得越来越响。我打开门，发现有3个男孩挤在里面。房间里有一个书柜、一张堆满手册的工具台、一些笔记本上撕下的碎纸片和一卷换色纸带的碎片。这3名学生围在一台安装在铝脚底座的电传打印机旁，这台名为ASR-33电传打印机是用作自动发送和接收用的。ASR-33与一台不知道放置在哪个遥远办公室的通用电气GE-635大型机相连。

　　电传打字机发出了可怕的声音，夹杂着低沉的嗡嗡声，房内的天花板和墙壁上都加装了白色的软木板用作隔音。虽然这台打印机很吵、反应也慢，没有显示屏或小写字母的远程终端看起来也很傻，但ASR-33是那时最先进的机器。我当时就呆住了，觉得自己可以用这台机器做点事情。

　　那一年，也就是1968年，是数字时代的分水岭。当年3月，惠普推出了第一台可编程的桌面计算机。当年6月，罗伯特•登纳德（Robert Dennard）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获得专利，这是一种新型并且更廉价的临时数据存储方案。当年7月，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共同创办了英特尔公司。当年12月，在誉为“展示之母”（mother of all demos）的旧金山展示会上，斯坦福研究所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向众人展示了第一款鼠标原型、一台文字处理系统、电子邮件和超文本。接下来20年内产生的巨大变革，都是从这10个月开始的：廉价而可靠的内存、图形用户界面，一款“杀手级”应用等等。

　　那时我和其他人整天与电传打印机泡在一起。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性格古怪，但我不在乎。我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我要做一名程序员。

　　遇见盖茨

　　那年秋天的某个早晨，我看见一个身材瘦长、满脸雀斑的8年级生围着机器转，举手投足都透着活力。他看上去就像个举止邋遢的预科生，穿着毛衣外套、褐色裤子和巨大的马鞍鞋。我满眼都是他金色头发在房间各个地方晃来晃去。比尔•盖茨（Bill Gates）有3个显著特点：他真的很聪明。他真的很有竞争力，他想要告诉别人他有多聪明，还有他非常的执着。经过那次后，他就不停地来。很多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操作那台机器。

　　盖茨的家庭按照湖滨的标准看也是非常突出的，他的父亲后来担任过美国律师协会会长。我记得第一次去盖茨的大房子作客，一个位于华盛顿湖上游的地方，当时我感觉有点相形见绌。他父母订阅了《财富》杂志，盖茨总是虔诚地阅读。有一天，他给我看了杂志的年度特刊，然后问我：“你觉得掌管一家财富500 强公司是什么感觉？”我说我不知道。盖茨则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拥有自己的公司。”他当时只有13岁，却已经是崭露头角的企业家了。

　　那个时候我很好奇，对见到的东西都想了解，盖茨则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一件事情。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展示的是我刚刚遇见他不久后的场景。照片里的我穿着绿色灯芯绒夹克和毛衣，面对电传打字机坐在一把靠背硬椅子上。盖茨穿着条纹衬衫站在我身旁，他歪着头聚精会神，眼睛盯着我输入的内容。照片里的他看起来比实际要年轻，我看起来像一位大哥哥，身上有一种盖茨没有的东西。

　　青春岁月

　　盖茨知道自己被哈佛大学录取时并没有感到很意外。他在普特南大学生数学竞赛中一直获得高分，竞赛中盖茨的对手可都是来自全美的大学本科生。我告诫他说：“你去了哈佛以后，会碰到数学比你好的人。”盖茨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说：“等着瞧吧。”

　　我的数学不赖，盖茨则是个天才，但这种说法只限于华盛顿州内。有一天，我看着教授用偏微分方程迷宫将黑板填满，它们好像就是埃及第二王朝使用的象形文字。这个时候我注意到，自己完全看不懂。我有点难过，但我对自己的不足还是坦然接受。我是一个多面手，我没事。

　　对盖茨来说，这就完全不同了。过了圣诞节假期当我再看见他时，他有些意志消沉。我问他第1学期过得怎么样，他闷闷不乐地说，“我有个数学教授 16岁时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这门课是纯理论的，家庭作业每周要花30个小时。盖茨非常努力的去学，最后才得了个B。他可能是万里挑一的好学生，但这里还有百万里挑一和千万里挑一的学生，他们进了哈佛照样有挫折感。盖茨绝对不可能是教室里最聪明的人，我觉得这伤害了他的动机。他最终将专业转为了应用数学。

　　在1974年的春季学期中，盖茨一直催促我搬到波士顿。他说，我们可以作为程序员一起工作，一些本地公司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出一些令人兴奋的项目。不管怎么说，我们会很开心。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在华盛顿州漂泊一段时间后，我准备好了冒险。我把简历寄给了波士顿地区的十几家电脑公司，最终获得了霍尼韦尔（Honeywell）公司一份 1.25万美元年薪的工作。如果我没有在波士顿找到工作，我随时可以重返校园。现在我要尝试在新的地方生活了，我的女朋友丽塔（Rita）也答应和我同去。我们已经定了关系，想先住在一起作为试婚。此外，盖茨也在波士顿。至少，周末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在新英格兰地区，我和丽塔就认识两个人。一个是湖畔中学的校友，他老是暗示自己为黑手党工作。另外一个人就是盖茨。有一次，丽塔烤了一只鸡，我们三个共进晚餐。吃饭时丽塔一直盯着盖茨看个不停。等盖茨走后，她对我说：“你看见没有？他用勺子吃鸡肉。我从来没看过有人用勺子吃鸡肉的。”盖茨在想事情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注意社交礼仪。有一次他还教导丽塔，买衣服就买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这样就可以省去搭配的时间。对于盖茨来说，任何毛衣都可以和褐色的裤子相配。

　　每次我抛出一个创意给盖茨，他就会像我泼冷水。他会说：“这需要很多人，很多钱。”或者是“这听起来很复杂。我们不是硬件大师，我们只懂软件。”盖茨说得没错，我当时的想法有些超前或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或两者兼有之。两个在波士顿的年轻人想凭一己之力击败IBM，听起来就很可笑。盖茨的务实使我们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可以把相应的资源用在可以成功的机会上。#p#副标题#e#

　　初露锋芒

　　同年12月机会就来了，这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的MITS公司发出公开邀请，为它们的微型计算机Altair开发一种编程语言。

　　有人认为我们编写的Altair basic语言非常出色，因为我们在编写这款语言的时候，没有见过Altair，甚至没有见过英特尔8080处理器的样品，Altair搭载的就是这款处理器。我们做的事情是空前的，但不太好理解的地方是当时我们毫无选择。Altair只不过是一个装有CPU的小盒子。它没有硬盘，没有软盘，没有一个地方来编辑或储存程序。

　　我们搬进了哈佛大学的艾肯计算实验室（Aiken Computation Laboratory）。实验室位于牛津街的一幢单层混凝土大楼内，拥有一台未被充分利用的分时系统。从一开始时间就很紧迫。盖茨曾经和MITS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德•罗伯茨（ Ed Roberts）说过，我们的Basic语言已经基本完成。罗伯茨表示，他希望在一个月后看到结果，实际上当时我们连8080的操作手册都没有。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我们无时不刻不在工作，周末也实行两班制。盖茨当时基本上已经不去上课。蒙特•大卫多夫（Monte Davidoff）是哈佛大学高阶数学一年级新生，也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我也忽略了在霍尼韦尔的工作，一般中午才会去办公室，并一直待到下午5点半，然后我会回艾肯实验室工作到凌晨3点或是早晨。

　　偶尔在通宵编程的时候，我会抓到盖茨打瞌睡。正在编代码的他身体会慢慢前倾，鼻子都碰到了键盘上。过了一两个小时后，他会睁开眼睛，盯着屏幕，眨眨双眼，继续之前的工作。盖茨的精神注意力让人惊叹。

　　一起工作使我们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多用户的TOPS-10操作系统上运行的，所以大家可以同时工作。每晚我们都比赛，看谁的子程序可以编写的最小。这边有人说，我的只要9行，那边就有人喊，我的只要5行。

　　几年前，我跟大卫多夫回忆起这段岁月，他将编程比作写小说，这是个很好的比喻。我们编程也是先写出大纲，然后是编码的初步概念，再是解决问题，完成各部分章节，将数百个子程序放入相应的数据结构中。这是一次真正的协同工作。我估计45%的代码是盖茨写的。30%是大卫多夫写的。除了开发工具，我写了25%。

　　不管怎么说，这对于我们三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成就。如果今年再来看这款软件，我相信它比得上那些老教授写的东西。盖茨和我已经成长为软件程序员，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软件完成后，我飞到阿尔布开克向MITS公司做展示，最终软件获得巨大成功。我激动不已，回到酒店就给盖茨打了电话，他也很高兴。我们真正做成了一单业务，我迫不及待要飞回波士顿。

　　股权之争

　　任何企业的历史中，总有值得铭记的时刻。签署原始Basic合同对我和盖茨来说就是大事。现在我们的合作关系需要一个名字。刚开始我们想用艾伦&盖茨公司，但这听起来像一所律师行。我后来又想出了“微软”这个名字，代表微型处理器和软件。这个名字简单明了，传达了我们想传达的东西。

　　在马萨诸塞州建立公司后，我设想是双方各占50%的股份，但盖茨有他的想法。盖茨说：“你占一半股份不合适，你在MITS公司有薪水，我在波士顿编写Basic几乎什么也没得到。我的股份数应该更多，应该是我60%，你40%。”

　　起初，我吃了一惊。但后来我仔细想了想，盖茨的话也有道理。我都是在空余时间编程，盖茨则是全身心扑在上面。总之我认为，60-40的分法应该也是公平的。

　　但盖茨还没有满足。有天他想要和我边走边谈，我就知道又有事情。我们走过一个街区的时候，盖茨终于切入正题：“Basic编写中我做了大量工作，我得到的股份应该超过60%。”我问他：“多少？”盖茨回答：“我在考虑64-36的方案。”

　　那时，我震惊了，但我是个固执的逻辑主义者，我试图客观的说服盖茨。他的智慧对于Basic至关重要，他也许还是成功引领我们成功的核心，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的创意又该如何算呢？我的开发工具不也很有价值吗？我的管理工作，以及每天花在编程上的时间呢？我应该可以和他调价还价，让给他两个点，而不是四个点，但我的心思不在这里。所以我还是同意了他的方案。我想，至少这样总该行了吧。

　　工作狂人

　　微软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因为盖茨把对自己的严要求放到了其他人的要身上。他会像一个工头那样周末在停车场徘徊，看谁在工作。雇员完成应做的工作还不够，盖茨还会要求他们做得更多。鲍勃•格林伯格（Bob Greenberg）是盖茨在哈佛的同学，他曾经4天内工作了81个小时。等工作结束后，盖茨问他：“明天你准备干些什么？”格林伯格说：“我打算请一天假。”盖茨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根本无法理解，不明白人需要休息。

　　盖茨总是喜欢和人争论，我和他也会产生分歧，在深夜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我们在所有办公室都装了真正的大门，让争吵不会被人听见。但如果我们真的吵起来，这根本不管用，8层高的楼上上下下都能听见。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动态平衡。在智力上盖茨吓不倒我。他知道我对技术很在行，有时比他还要了解情况，因为研究是我的兴趣范围。和普通程序员不同，我可以在更广阔的战略要点上挑战盖茨。在听他讲了十分钟后，我会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这行不通，你没考虑X和Y和Z。”

　　对于争论，盖茨会竭尽全力得到结果。一般情况下，我不同意的时候不想大叫大嚷。所以我们会耗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我的嗓门和盖茨的一样大。我讨厌这种感觉。除非被事实真相说服，否则我不会放弃，但有时我感到非常的疲劳。我记得有一次争论没完没了了，最后我说：“这不会有结果的。我要回家了。”盖茨说：“你不能走，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我则告诉他：“不，你不明白。我很累，我不想说了。我需要冷静，我要走了。”盖茨跟着我走出办公室、走过走廊、到了电梯门口。他仍然在说：“我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直到电梯门关闭。

　　我的性格属于慢热。如果我生气了，要好几个礼拜才缓的过来。有人会说，盖茨的管理风格是微软在早期会成功的关键要素，但我不那么认为。为什么不能更理性的进行交谈？为什么不能从逻辑上解决问题？#p#副标题#e#

　　分歧初现

　　当公司壮大后，我们明显需要帮助。盖茨和我都没有管理经验。史蒂夫•伍德（Steve Wood）做了公司总经理，但他也是程序员出身。盖茨觉得我们需要有人来说掌管公司营销。他选中了哈佛同学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鲍尔默曾在宝洁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目前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学习。盖茨是这么向我推销他的：“鲍尔默是个超级聪明的家伙，精力充沛。他会帮助我们进行营销，我信任他。”

　　我在哈佛见过鲍尔默几次，当时他和盖茨很亲近。1980年4月，在商务出差前，我同意给予鲍尔默5%的公司股份，因为盖茨感觉鲍尔默不会离开斯坦福，除非获得股份。

　　几天后我出差回来，我得到了盖茨写给鲍尔默信件的复本。我非常愤怒，因为盖茨决定给予鲍尔默8.75的公司股份，在我之前决定的情况下。

　　作为合作伙伴，这种事情盖茨擅自主张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他还在我出差的时候下了决定。我写信告诉他：“基于目前的情况，我不想再雇佣鲍尔默了。”盖茨知道这次理亏。他没有直视我的眼睛，跟我说：“我们已经雇佣了鲍尔默。多出的股份从我这里拿。”后来我同意了。

　　病魔缠身

　　1982年夏天，我的膝盖后部开始发痒，这并不是使用错误肥皂产生的皮疹，而是痛苦的开始。

　　后来瘙痒停止，夜间盗汗开始了。当年8月，我发现脖子右侧出现了肿块。几个星期后，肿块变成了铅笔橡皮这么大，但一点也不痛，我当时不知道淋巴结肿块是一个危险信号。和许多30岁以下的人一样，我感觉自己非常健康。

　　9月25日，西雅图市中心的瑞典医学中心初步诊断我得了淋巴瘤。

　　好消息是我的癌症还未扩散，处于一期。早期的霍奇金淋巴瘤是可以治愈的癌症之一。我开始了每周五天、为期六周的化疗。在治疗中，我的白细胞快速下降到低点，使得治疗停了好几个礼拜。此时肿瘤已经缩小，虽然并没有得到治愈保证，而且我还觉得恶心和虚弱，但我开始有信心起来。

　　化疗后的某一天，我在盖茨的办公室跟他谈MS-DOS的营收。公司的固定收费策略帮助我们在好几个市场站稳了脚跟。典型的例子是，我们授权给苹果的Basic费用是2.1万美元，在卖出100万台苹果II型电脑后，折合每份拷贝才2美分。我说：“如果我们想最大限度地提高收入，就必须开始征收 DOS版税。”

　　盖茨的回答仿佛他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孩子：“你认为我们是怎样取得今天的市场份额的？”后来，鲍尔默也将入进来支持盖茨，现在变成了2比1，如果没有算上病魔夺去的半条生命的话。微软最后还是采用了对每份软件拷贝进行收费的方法，这是它的营收增加了数十亿美元。

　　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告诉鲍尔默，我可能会自己开公司。我告诉盖茨，我在微软的全职工作屈指可数。我当时认为自己单干会比较开心。

　　离开微软

　　1982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听见盖茨和鲍尔默在办公室内激烈的讨论。他们抱怨我最近的工作不力，并讨论用向股东增加认股期权的办法稀释我的股份，显然这一问题他们已经考虑很久了。

　　再也无法忍受，我冲进去朝他们大发雷霆：”真正是不可思议，这就是你们的真正嘴脸。”我的话是说给他们两人听的，但眼睛却直视着盖茨。被逮个正着，他们哑口无言。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就离开了。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在回放他们说的话，我越来越气不过。我帮助创立了微软，虽然受到生病的影响，但我仍在公司管理层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我的搭档和同事却密谋把我赶出去。这是纯粹的机会主义。那天晚上，谨慎的鲍尔默打电话到我家，问我姐姐乔迪他能否上门拜访。鲍尔默说：“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发泄。我们需要完成很多工作，我们希望你能做出更大贡献。但股票的事情不公平，我不会那么做，我肯定盖茨也不会那么做。”

　　我告诉鲍尔默，这件事让我很不舒服。几天后，我收到了6大页盖茨手写的信。当天是1982年12月31日，我在微软的最后一天，信中盖茨对我偷听到的话表示歉意。信里也揭露了盖茨对我俩合作关系的看法：“过去14年来，我们有很多分歧。不过，我怀疑过，任何两个合伙人是否就特定的决策和看待事情的一般理念上都能达成共识。”

　　盖茨说得没错。我们一连串的成功是因为我的眼光和他对待生意无可比拟的态度。但是，这毫无意义。我被诊断出患上霍奇金淋巴瘤以来，我的决定就变得更简单。如果病情复发，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那就回到充满压力的微软；如果我能持续康复，我就会理解生命短暂，没必要不开心。

　　盖茨的信是最后的努力，想让我留下来，我知道他认为逻辑在他那边，但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我的心意已决。

　　1月份，我以微软高官的身份与盖茨见了最后一面。他和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我知道他想要我有负罪感，觉得自己有义务留下来。但一旦了解无法改变我的心意，他就试图挽回损失。他说：“你再持有微软股份是不公平的。”他想以每股5美元的低价回购我的股票。

　　当年微软的消费产品总裁韦恩•拉本（Vern Raburn）跳槽到莲花公司（Lotus Development）的时候，微软董事会投票决定以每股3美元的价格回购他的股票，最终使他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我知道盖茨希望我以同样的方式出售股票，但我和拉本不同，我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我也没有跳槽去竞争对手那里。我说：“要不要出售股票我还没定，但10美元以下免谈。”

　　盖茨说：“不可能。”正如我预料到的那样。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事实证明，比尔的保守主义激发了我的优势。如果他的报价能接近我的方案，我会很快把所持微软股票售出。1983年2月18日，我的辞职正式生效。我仍然保留微软董事会的席位，并被选为副主席，以表彰我对公司的贡献。他们还希望我能为创立的公司继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