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幼童从18楼扔下嫌犯系低保户 保障原因是精残

近日，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一名15个月大的男孩从18层住宅楼屋顶坠落。随后，警方将男孩的女子董某萍从事发楼顶带走。

澎湃新闻在采访中了解到，董的父母离婚后，父亲再婚，她和母亲住在一起;大约五六年前，她的母亲去世了，董独自住在社区4层1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只有她的父亲偶尔来看她。许多居民说，董某萍看上去30岁左右，近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社区及周边地区散步，没见她做过什么工作。此外，董某萍在2018年被认定为精残，社区向其发放低保。

目前，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刑警队正在调查此案。警方没有透露嫌疑人的动机以及是否申请精神鉴定。自事发以来，犯罪嫌疑人董的家人还没有向男孩的家人道歉或讨论其他事情，男孩的家人正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母亲去世后独自生活。

事发第七天，男孩被从屋顶扔下的影响依然没有消失。

12月4日，本报记者在庐阳区上城国际玫瑰园27号楼看到，一些路人经过时会抬头看屋顶，一些市民停下来拍照。那些带着孩子在附近玩耍的社区居民不时讨论，互相提醒一定要看好孩子。

此前，庐阳市公安局报告称，初步发现，11月28日上午，犯罪嫌疑人董某平在阜阳北路一家蛋糕店，趁孩子母亲不备，将其带到犯罪社区的屋顶，然后将其扔下。当天18时许，该幼儿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犯罪嫌疑人董某平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董某萍什么时候开始住在事发社区?一位居民说，很多年前，董某萍的父亲在小区里给母女俩租了房子，那时她很会说话，叫我‘姐姐’。后来，董父给母女俩买了现在住的房子。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联系过董家。

李琳(化名)27栋楼的居民李琳(化名)与董某萍交集较多。多年前，董母还活着，和女儿住在一起，当时董母在家里开了一家小裁缝店。董母和女儿住在一间面积超过40平方米的房间里，有厨房、浴室和卧室。

李琳去过董家几次给儿子裁衣服。聊天中，她得知董母离婚，只有一个女儿，当时正在上大学。那时，李琳从未见过董某萍，大约五六年前，董母因病去世，之后便见董某萍一人独来独往。

许多居民说，在董母去世后的几年里，只有董某萍的父亲偶尔来看她，但没有人记得她父亲的样子。

社区快递站的老板张桦和妻子也对董某萍印象深刻。张桦说，董某萍出门经常背着布袋，不下雨也撑着伞。她经常化妆，只是夸张，眼线很长，有点吓人。口红涂在嘴唇外面，会很重。有时候辫子要竖起来，有时候两个，有时候满头都是辫子。

有一次，李琳和董某萍乘电梯上楼，在电梯里跟我说话，我也听不懂说什么，她精神不正常，整天嘀咕。董经常出去散步，经常去大润发附近。15个月大的男孩被董某萍带走的蛋糕店就在大润发旁边。

读过大学却网购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27栋一楼的超市老板刚开店的时候觉得董某萍和普通人不一样。我每天开店到凌晨才关店。她经常在凌晨附近来这里买方便面和火腿肠。

更让超市老板和老板娘感到惊讶的是，董某萍几次拿着几本书跑到店里，扔下老板就跑了。老板娘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当时她扔了几支笔。

事件发生后不久，27栋楼有孩子从屋顶被扔下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快递站老板张桦听到这个消息后，预感可能是董某萍做的。

她是我们社区唯一一个不正常的人。张华回忆说，近年来，董某萍来店里买的冰淇淋最多，夏天和冬天都会买。有时候五六天，每天早上我刚开门，她就来了，还是买四五块钱。

在张桦的印象中，董某萍每次都在微信上付款。她经常来拿快递，报手机号。

她自己买的。张桦回忆说，她经常买一些小东西，小零件，有一次张桦丢了她的快递，还赔了董某萍几块钱。

张张桦介绍，董某萍的快递收件人不需要真名，而是用小苹果代替。她最近的快递记录是9月下旬，她在一家图书馆买了一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高中数学书，买了两件衣服，买了一斤黄柠檬。

有一段时间，她经常来店里和我丈夫聊天，说我看起来很像她的同学。她不得不向我要手机号码，但我没有给她。张桦的妻子说，有一次董某萍向她借手机，也被她拒绝了。

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来店里问我们‘近亲结婚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每天都问这个问题。董某萍似乎很想和他们聊天。

董某萍从楼顶扔下男孩后，李琳回忆起几年前儿子告诉她的一件事。那天，她儿子回家时遇到了董某萍，我儿子说她跟在后面，几乎踩着他的脚跟进电梯。我儿子十几岁了，胆子大，喝了一声‘你为什么’，吓跑了她。

三年前开始领取低保，保障原因是精残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庐阳区杏林街上城社区向董某平发放了城保A类低保。根据官方公开可查的信息，2018年5月，社区向董某萍发放了低保，当时是B类。

记者在上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楼前的公告栏看到，董某平的名字在7月至12月的低保名单中。她的保障类别是城保A类，7月和8月的保障金额为892元，从9月开始，她的保障金额上升到933元。

2018年5月，庐阳区政府网站公布的《杏林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名单》中也有董某平。当时她的保障类别是B类，因为精残，保障金额753元。

庐阳区政府网站解释了安全类别。所谓B类，是指短期内收入变化不大的家庭，或60岁以上(含60岁)、未成年人和3级以下残疾人(含3级)。A类的定义是家庭成员中有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

自称是董某萍小时候玩伴的妙妙(化名)讲述了另一段经历。她说董小时候胖乎乎的，大家都很喜欢和她玩。后来很久没见到她了。再见是初中。董告诉她我心理有问题，治好了才回学校。后来很多年没见面了。直到妙妙结婚，她才再次见到董，但对方已经认不出自己，喜欢自言自语，在大润发吃饭，有时会骂人，没有家人的约束。

庐阳区杏林街上城社区一名工作人员透露，社区将安排、登记和归档重型精神病患，并与监护人一起管理。

另一位上城社区负责人介绍，董某萍独居上城国际玫瑰园社区，(我们和她)沟通不顺畅。至于董父的情况，负责人说他父亲不住在这里，社区也不知道。目前，社区也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12月6日，澎湃新闻从合肥市公安局和庐阳分局获悉，庐阳区分局刑警队正在调查此案。至于犯罪嫌疑人的动机以及是否申请精神鉴定，警方未透露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精神病患者的社会看护困境

为精神病患者服务23年的社工梁树基12月5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对精神病患者的看护和帮扶中，家人的关爱和陪伴非常重要，在多个成功案例中，精神病患者的家人都积极参与其中。梁树基认为，根据目前的信息，在对董某萍的看护中，家人的角色似乎是缺失的。

而长期关注精神病患者权益保护的公益律师黄雪涛表示，多年前，对精神病患者的看护，主要依靠监护人。但在更多的案例中，在家庭缺乏外界支持的情况下，监护人很难照顾成年精神病患者，也难以保证发病的精神病患者不肇事。

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明确了对精神病患者实行精神卫生工作由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

黄雪涛介绍，这10多年来，随着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政府在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防止他们造成公共安全事件。但是，做精神病患者看护帮扶工作，要先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从防范变成友善的服务，切身聆听精神病患的压抑、焦虑等负面情绪，满足他们基本的权益，避免他们身陷求助无门、走投无路的绝境，这是避免恶性事件发生非常关键的一点。

梁树基所在的专门提供社区精神健康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正在向社区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目前该机构已运行23年。

“在管控的同时，也要考虑人文关怀。”梁树基称，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不希望暴露自己的病史和隐私，更不希望在接受看护和帮助时，感受到“自己是危险的、需要监管的”。

比如，通过引导精神病患者就业，使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和个人价值。“有时，这比吃药更有用，吃药有副作用，在有成就和满足感后，他会告诉自己要积极克服不良情绪，学会对自己负责。”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