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教训印尼的,印尼：为什么遭殃的总是华人

青城财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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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第二年。

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牛宅村村口。

一个健壮的青年带着简单的行李，打算离开这个养育了他22年的地方。

这个青年的名字叫林绍良。

此时的中国失去了广袤的国土，福建福清也在所难免。 兵马乱中，福清百业凋零，人心惶惶。

日军在城镇和村庄大肆抓工人为他们修建工程。 为了避免被日军抓去当工人，许多青壮年都逃离福清，去南洋谋生。

林绍良也打算跟着回到故乡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到南洋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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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闯关东”、“西口”被称为近代中国的三次移民热。 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 汉朝至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更迭时，耐不住战乱的民众和没落的当权者纷纷移居海外，东南亚因易到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境的首选地。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布全世界。 海外华人中最大的群体是东南亚华人。 他们大部分是几百年前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尼西亚的2亿人中，约有1千万人是中国人。 马来西亚人口二千五百万，中国人约六百万。 泰国人口六千五百万，中国人约两千万，占近三分之一。 新加坡有五百万人，中国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国家。

中国人在改变所在国家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在东南亚的华人，数百万富豪、千万富豪相继出现。

同时，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 印度尼西亚总统瓦希德承认媒体有中国血统。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中国人。 在泰国议会中，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 在马来西亚，中国人参政成功也不再是新闻。

从文化角度看，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 农耕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宅在一亩三分地里，过着“老婆孩子热炕”的安稳生活。 要成为离家的游子，去新世界努力、开拓，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人下南洋是为了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当时英荷殖民地统治下的南洋各国，为了吸引中国工人，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包括向移民免费提供土地、临时住宅、交通工具甚至免费食物等。 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华南各省的人，或拖家带口，或单身，满怀希望和梦想来到南洋。

林绍良要投奔南洋的，也是已经立足南洋的叔叔林财金和大哥林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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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客轮载着20岁的林绍良首次离家出走，目的地是完全陌生的国家——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红色顶级商人市场波澜壮阔的创业史就在这里开始。

当时的印度尼西亚也不是安乐之国，侵略日本的战火在那里燃烧着。 爪哇岛上烽火不断，经济衰退。 日本发动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后，日军登陆印度尼西亚，许多工商业被国有化或被征用于军用。

刚到印度尼西亚不久，他的叔叔林财金和林绍良的小贩生涯就被无情地中断了。

叔叔一生的财富很快就收归军政，那种被炙手可热的感觉永远烙印在林绍良的心里。 在这一刻，也许构筑了他一生中唯一被承认的真理——商业永远屈服于政治。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林绍良的身边。

1946年至1947年，事业小有作为的林绍良受中华大会的委托，掩护了躲在古都日裔的印尼军高级领导人，以摆脱荷兰军情报员的追捕。 此人名叫哈赞丁，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位总统苏加诺的岳父，他在林家躲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下了莫逆之交。 林绍良当时没有考虑这一年的掩护会给他的命运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和转折。 通过与哈赞丁的关系，林绍良认识了爪哇第四军区蒂博尼戈罗师的军官们。 其中一位是此后统治印度尼西亚32年的“铁腕”苏哈托总统。

经过多年辛勤努力，林绍良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1965年，林绍良与他的好朋友、同乡林文镜等人合资组建华仁谊集团，此后，华仁谊集团下属企业逐渐发展到30多家，涉及银行、建筑、房地产、纤维、水泥、面粉、钢铁、航空运输、贸易服务等多个行业一直以来，兼具工业、商业、金融业的林氏集团站在人们面前，林绍良也成为印度尼西亚企业界的新巨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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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东西两个阵营陷入对峙状态，但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主要有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陆军、印共三股政治势力。

苏加诺总统带头反对第三世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倡导“新兴力量”团结合作，发起和领导不结盟运动，三次访问中国。 当时的印共是除中、苏以外还有300万党员的大党，群众基础雄厚。 苏加诺去世后，甚至考虑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印共之手。

斯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部分亲美高级将领的不满，如陆军参谋长亚尼、国防部长纳斯提安等。 亲美将军们成立了“将军委员会”，在1965年9月21日的会议上秘密组成了新内阁，策划在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之际发动推翻总统的政变。

但是，总统卫队长翁东中校率先行动。 9月30日晚22时，7辆卡车挤满了穿着总统卫队衣服的武装士兵，从哈莱姆空军基地出发，第二天凌晨抵达雅加达，分设在7名陆军将军的公寓进行搜索。 结果，陆军参谋长睢宁中将、潘杰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杀，苏普拉普特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德佐准将被绑架到哈莱姆空军基地，随后被杀。 只有纳斯提安将军翻墙逃跑了。

越来越多的解读资料显示，政变发生仅四天后，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马歇尔格林就表示，军方希望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印共阴谋篡夺权力，控制印度尼西亚

格林不确定印共是否参与了事件，但在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他强调军队必须果断行动。 “如果行动神速，军队现在有打败印共的绝佳机会……受害将军尸体的发现，达到了上述气势的顶峰。 总之，机会不会再来了……”

此后，北苏门答腊省发生了大规模反共流血事件。 与军队有联系的当地穆斯林青年组织搜索并屠杀印共青年组织领导人，开始在棉兰和其他北苏门答腊城市袭击中国印共人，许多中国人遭到殴打，房屋和商店被烧毁。 在亚齐省，穆斯林狂热分子袭击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印共人员，一些亚齐暴徒杀人后，把他们的头砍下来挂在道路两侧的柱子上。

在清共过程中，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 1966年3月11日，三位将军来到斯加诺的茂物行宫，让斯加诺签署所谓的“三一命令”，将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 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委员会一致通过取消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了一切职权。 苏哈托也开始了对印度尼西亚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1965年的那次屠杀把苏哈托带到了印度尼西亚权力的顶峰。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亲美反共成为实现他对印度尼西亚民族认同，对外提高国际地位的快捷途径。 “红色革命向东南亚蔓延”的恐惧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警惕和拒绝。 印度尼西亚军队视中国为印共靠山，“930”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

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屠村”事件。 “沟里的水都红了”，“大雅人杀中国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将这场悲剧称为“20世纪最悲惨的集体杀人”，但具体遇难人数至今没有确切数据。 中情局随后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1966年4月，约有25万至50万人被杀害，并有大量监禁者。印度尼西亚政府197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有45万至50万人左右。 真正的数字还不止这些。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马歇尔格林表示，当时的大屠杀“没有区分谁是中国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度尼西亚公民”。

一九六五年的“九三十”事件，原是各政治势力的角逐，终于把矛盾引向中国人，牺牲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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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930”事件中，数十万中国人死于非命，但同为中国人的林绍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可能是发动者)，就是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中与他生死攸关的苏哈托，就任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次年，苏哈托政府颁布《国内投资法令》，鼓励社会各界大力投资兴业，开展经济建设，这也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林绍良牢牢抓住这一机遇，利用与苏哈托总统和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大力发展事业，实现林氏企业集团跨越式发展。

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林绍良已经建成了两大集团、规模惊人的企业王国。 这两个小组，一个是以林绍良三兄弟命名的三林小组。 该集团拥有“中亚银行”和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的多家企业。 另一家由林绍良和林文镜合资组成的华仁谊集团，该集团以专业从事金融业务的第一太平投资公司和专业从事贸易的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为主，业务遍及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陆。 两大集团下的企业达数百家，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各城市和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业务涉及金融、房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子、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个行业。 林绍良也以其雄厚的财力、巨大的势力称雄印度尼西亚，威慑东南亚，被誉为“百业王”、“亚洲洛克菲勒”。

一碗乌冬面、一杯咖啡销售的林绍良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商人的奇迹般的蜕变。 现在的林绍良是印度尼西亚最有名的企业家，也是印度尼西亚最有财产的人。 在印度尼西亚，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与林绍良及其企业集团有关。 人们每吃一片面包，每抽一包烟，每穿一套衣服，每穿一套住的房子，每买一辆出行交通工具，甚至每买一件电器，都可能与林绍良的企业集团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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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一切美丽化为泡影。

7月2日，泰铢贬值拉开了亚洲金融浩劫的序幕。 之后，印度尼西亚的盾牌开始冲进去，国内经济混乱，苏哈托请求国际援助，但由于国际金融机构的严峻条件，军事独裁者举棋不定。

1998年1月5日，新年刚过，万隆当地媒体煽动性地指出物价暴涨，货币贬值背后的操纵者是中国商人。

煽动的结果是，数百名青年手持刀具、棍棒，高呼“反对涨价”的口号，走向购物街。 强盗摧毁了中国人商店，中国人纷纷逃跑，在逃不掉的街道上殴杀受伤，印度尼西亚警方无动于衷。

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的“黑色五月暴动”就这样蔓延到了棉兰、巨港、楠榜、雅加达、梭罗、泗水等城市。

5月14日，雅加达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暴动。 这个时候，路上没有军队。 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成了这场血腥暴动的主要目标。 印度尼西亚军队无视暴徒们抢劫中国人和对中国女性的强奸。 雅加达人权妇女研究机构总结的报告显示，在5月份发生的暴动中，印度尼西亚各地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事件，其中雅加达每天有100多起最为严重。

6月，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走，送往华人区。 他们高呼“屠杀、烧死中国人，这些中国狗”，并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 之后，他们开始将女性聚集起来进行集体轮奸。 印度尼西亚警察来了之后，没有停止暴徒的行动。

雅加达等地发生的严重骚乱造成1200多人在骚乱中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5000多家中国商店和住宅被烧毁。 更可怕的是，印度尼西亚暴徒还在光天化日之下，丧心病狂地强奸了数百名中国妇女。 据妇女组织称，在骚乱中约有170名中国女性被强奸、轮奸，其中20多名中国女性重伤死亡。 包括9岁和11岁的女孩。 据估计，被强奸的中国妇女总数将达到300人。

1998年11月3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发表了骚乱调查报告。 报告书中说，5月的骚乱确实是有人策划的骚乱，以中国人为主要袭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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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的这场“黑色五月暴动”中，幸运之神不再像1965年的“屠华”事件那样眷顾“百业王”林绍良。

在这次暴动中，强权的苏哈托倒台了，家人面临清算，相关企业也参与其中，苏哈托的亲密战友林绍良首走在了前列。

他的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波，他的企业资金不偿还债务破产，同时他的个人安全也受到了影响，1998年5月暴动期间，林绍良在雅加达的住所遭到攻击和抢劫，他的城市酒店被烧得一干二净。

随后，陷入困境的林将自己的企业交给了小儿子林逢生，悲伤地离开雅加达，到美国避难治病。

98风波后，林氏家族开始将更多的能源投入海外市场。 例如，收购了新加坡的电话公司，增加了在中国本土的投资。 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林氏家族的新领导人决定把王国的车开进与他父亲的信仰不同的另一个领域，而不依赖政治关系。 用商业技术奠定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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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经济危机、……、一切问题发展到不能解决的时候，把矛头指向当地的中国人，再把屠杀中国人作为解决矛盾的突破口，这就是近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

即使是林绍良这样巨大的护甲，也无法逃脱这种情况的影响。 (当然，林绍良的发迹史可以另行探讨，简单理解就是，林其实是65年印度尼西亚屠华事件的收益者。

印度尼西亚排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历史原因：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为了自己的殖民统治，对当地华人和原住民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有意扶植华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华人和原住民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 这些恶毒的分化在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心中种下了对中国人仇恨的种子，并使这种感情延续至今。

经济原因：原住民和中国人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是东南亚各国排放中国问题的根源。 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来到这片土地后，用几百年来兢兢业业的努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根据1984年的资料，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4%的中国人，经营的商业共有21.6万家，占印度尼西亚所有商店的25.6%。 华资银行超过70家，占印度尼西亚民间银行的80%。

中国人与当地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是干扰双方关系、掩盖冲突的主要根源。 可以说，只要中国人和原住民的经济差距存在一天，印度尼西亚人的排华情绪就容易被主张排华的政治势力煽动，印度尼西亚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就存在一天。

政治因素： 1948年印度尼西亚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主权并完全独立后，印度尼西亚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大的印度尼西亚主义国家。 但此时国内政治经济十分不稳定，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民族精神急需印尼国家的重组和建设。 于是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在一些极端主义者手中变成了极端的种族主义，盲目地形成了排外情绪。 极端民族主义者视华人经济为外国资本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统治，盲目打击和排挤当地华人，制定一系列极端的排华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华人和华人经济给予严厉的排斥和打击，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社会成为二等公民，长期受到歧视

印度尼西亚事件是一个教训，海外华人今后也有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 不要抱有与某个领导人密切相关就能避免灾祸的幻想。 背后强大的后盾才是真正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