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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幕,考生们终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尽情享受一段时间的乐趣。不过,未来的道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即便顺利迈入大学门槛,前行的方向又将指向何方?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众多关于大学生话题的讨论中,真正引发热议的往往是出自985或211高等学府的学子。他们是金字塔顶端少数拥有名校光环的人群,与此同时,中国其余两千八百多所非双一流一本、二本、三本以及专科院校的大学生们却鲜为人知。
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大约有一千万人左右,然而,仅不足5%的幸运儿能够进入国家优先发展的头部高校就读。这意味着多达九成的考生,他们将会去哪里呢?
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他们后来的生活究竟如何?
首先,让我们关注那些成功跨过“一本线”,有幸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学生。他们会带上“985”和“211”的荣耀标签,迈向社会的高端舞台。然而,中国大多数省份的一本上线率仅为百分之十几,报考者人数却高达五六十万甚至上百万。这意味着,在非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类“高考工厂”式省级重点高中就读的学生中,一个班级50名同学,最终能迈进所谓“优质大学”的寥寥无几。
以2018年为例,6月7日,在河北衡水二中,考生们在进入考场之前在教室内短暂休息。而那些勉强达到二本、三本乃至专科录取分数线的普通学子,往往会选择留在家乡完成大学学业。
来看看近几年全国录取分数线排名靠前的部分二本院校:
广东财经大学和广东金融学院这两所地处经济发达区域的高校,其19和18届本科生中,广东省内的生源比例均超过90%;地处中部地区的皖南医学院,2017届本科生中有94%为本地生源;至于重庆医科大学,虽然本地生源较少,但四川和重庆两地的生源占据了70%左右。
是不是这些二三本院校的学生缺乏进军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雄心壮志呢?未必如此,只不过他们在这些大城市里确实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以2020年全国二本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为例,仅有6所位于北京,10所位于上海,3所位于广州的学校位列前300名。诸如浙江海洋学院、广东医科大学等学校,虽挂着代表经济大省的校名,但实际上它们的地理位置却落在了舟山、湛江这样的内陆三线城市。
在这些地方上学,学生的前途未卜,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贫困。以清华大学与温州大学为例,前者2021年的预算收入高达317亿元,并能获取43亿元的财政拨款;相对而言,温州大学的预算只有10.6亿元,大理大学为5.7亿元,兰州财经大学则为4.9亿元。对于很多二三本院校的学生来说,他们在大学四年的花费,还不足以抵消清华大学一年的拨款。
经费不足导致学校在科研、教学乃至日常生活设施的投入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二三本院校的学子们常常抱怨宿舍设施原始且拥挤,老师的薪水也仅三四千元,讲课时显得力不从心。
当然,许多人渴望进入好大学,但对于许多人而言,能够考上家乡的二本院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典型的二本学生画像可能是这样的:他们或是来自默默无闻的乡村,或是来自不起眼的城镇,身后通常有一位在外打工的母亲或失业的父亲,还有一串未成年的弟妹。
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实际作用十分有限。一个著名的理论称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指出只要优势群体能够利用经济、文化、社会和动机资源抓住所有机会,教育普及带来的利益就不会惠及底层大众。以中国为例,在大学扩招前,城市家庭子女接受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3.6倍,而在扩招后,这一比例增加到了6.3倍。
对于大多数农村考生和小镇青年而言,二三线城市的二三本院校既成为他们的出路,也成为他们的归宿。
其次,二本学生在求职市场上常常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与双一流大学相比,大部分二本院校本科毕业生的国内外升学率普遍低于20%,而大部分双一流高校的升学率可达40%-50%以上。
学业表现和家庭压力双重因素限制了二本学生的上升空间。一份针对北京某重点高校的社会调研报告显示,相较于学业成就,家庭背景对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更为显著。
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往往来自具备较高知识素养的家庭,家庭经济条件也较为宽裕;反之,决定立刻步入工作岗位的学生则往往出于尽快经济独立并补贴家用的迫切需求。
大多数二本院校的直接就业率超过80%,甚至高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近60个百分点。然而,对于这些普通的二本院校毕业生来说,这张薄薄的大学毕业证书并未给他们带来太多的期望。诸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麦肯锡等知名企业的校园宣讲会上,很难见到非重点大学的身影。
一项国内招聘平台的数据统计显示,“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期望薪资平均值在8000-10000元以上,而非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期望薪资仅为5562元,仅为前者的一半。然而,即便是这样低的薪资期望,也需要在经济发达地区才有可能实现。
例如,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2019届毕业生中有超过七成留在江浙沪地区就业,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月薪能达到6000元以上,但仍有15%的人月薪不足4000元。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二本院校,如山西应用科技学院,一半的毕业生起薪低于3026元。
尽管二本院校毕业生求职心切且要价不高,他们的待业率却是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三倍以上。以2019年疫情发生前的情况为例,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未就业率不足2%,而昆明理工大学、皖南医学院等二本院校则高达10%左右。
在工作满意度、专业相关度和职业稳定性方面,二本院校毕业生的表现远逊于双一流大学毕业生。举个例子,一家国有单位在2018年招聘了11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0个专业岗位都聘请了清北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博士,只有一个文秘岗位录用了来自绍兴文理学院的本科生。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解释称,这是因为避免大材小用,考虑到该职位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安排会议室、预订出差机票、复印文件和传递文件等。
面对学历和薪资的双重歧视,二本院校毕业生提升社会阶层的道路格外艰辛。此外,这些院校不仅能吸纳超九成的本地生源,还使得至少六成的毕业生毕业后留在本地工作。尤其对于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毕业后返回地级或更低级别的城市就业的趋势尤为明显。
尽管如此,相比为家庭打工的父辈母辈,二本毕业生多少能在工作中感受到一些稳定性。以2019年昆明理工大学的招聘情况为例,虽然世界500强企业的接收人数只有25家,但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数量多达536家。其中,当年招聘人数最多的三家单位分别是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对于当地人来说,无疑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好工作。
对于许多二本学生而言,进入本地的国企或百强企业不仅要依靠自身实力,有时还需要一定的关系背景。譬如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2019年超过一半的毕业生选择了进入中小企业工作。
当985大学的毕业生抱怨互联网大厂的996工作制时,请不要忘记,还有许多二本、三本院校的毕业生正在中小企业里承受职场上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
对于试图通过考研改变命运的二本学生来说,成功的道路并不容易。除了像曲阜师范大学那样被称为“考研神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升学率稳定在20%以上,甚至有超过四成的人能够考入“双一流”名校之外,大多数选择考研的二本学生往往只能在本校升学或进入另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深造。以华东交通大学为例,2019年约有12%的学生选择升学,但其中有八成以上的升学学生仍为双非普本。
对于未能考上重点线的高考考生,建议选择发达城市的学校就读,因为这里的教育经费和就业空间通常优于三四线小城的同等级高校。同时,成都、杭州、西安、南京等新一线城市也纷纷推出了面向大学生的人才引进政策,只要拥有全日制本科学历,无论是否为重点大学毕业生,都有机会申请落户。
毕竟,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你们已经超越了70%的同龄人。
参考资料:
[1] 教育部 . (2020). 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
[2] 广东财经大学 . (2019). 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
[3] 广东金融学院 . (2018). 2018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
[4] 皖南医学院 . (2017). 2017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
[5] 重庆医科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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