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_重读沈从文的早年剧作《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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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沈从文的早年剧作《母亲》

被忽视的《母亲》

对于沈从文描写女性命运的作品，我在成为母亲之后有了深刻的感受。有一次，我沉浸在用手机编辑新生儿照片的乐趣中，却被孩子的外婆严厉提醒：“你不能总是盯着孩子的照片看，应该去关注一下孩子本身！”听到这话，我心头一震，这不正是沈从文在1926年春天发表的一部独幕剧《母亲》中的情景吗？剧中，一个思想先进的女大学生将新生儿交由亲友照顾，而在有限的与婴儿共处的时间里，她的注意力却被婴儿房中一幅展现农家妇女育儿情景的西洋画复制品所吸引。她手中紧握着法国画家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ois Millet, 1814-1875）的作品《饲》（La Becquée）的复制品，热烈地谈论着这位法国“平民画家”带给她的触动，并表示要带走这幅画，然而却对身边的婴儿啼哭声置若罔闻……这部百年前的戏剧，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媒体化的生存现状：我们沉溺于媒介展示的可大量复制的生活体验，却轻视现实生活中的独特感受。

沈从文早期的戏剧作品现今已被大多数人淡忘。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社会问题剧浪潮中，初出茅庐的沈从文尝试通过戏剧回应“娜拉离开后会怎么样”这一共同话题。《母亲》中的女大学生便是一个逃避母职责任的“娜拉”。在剧本的最后，作者详尽地描绘了她的困境：她热烈赞扬米勒笔下的慈母与儿童形象，但是无论她如何深入解读这幅画，都无法掩盖身边婴儿的哭泣声音；她越是陶醉于画中的人物，现实中的婴儿啼哭就越显得刺耳——这是作者特意设置的冲突。身处革新发展的时代，沈从文深知外来经验和现代话语的重要性，明白个性独立、恋爱自由的观念如何冲击人们的思想；但对于迷信外来经验的新派人士，他却忍不住予以嘲讽。就像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借涓生之口所说，“人必须活着，爱才有依托”；爱情如此，独立亦然，自由同样如此。脱离生命的真实，忽视中国的现实，盲目抄袭经验，空洞喊口号，终究是没有意义的。

鲁迅在1919年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影响深远，文章标题引发的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不断被提及。沈从文在1926年创作的独幕剧《母亲》呼应着鲁迅的质疑，同时也试图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做母亲？令人遗憾的是，近百年来，这个问题连同这部作品一同被遗忘。重读《母亲》，我们可以嘲笑百年前那位忽略生命真实感觉的女大学生，嘲笑她宁愿从西洋画复制品中探寻母爱的本质；然而，再过百年，人们是否会嘲笑我们，嘲笑我们沉迷于各种媒体平台上推送的育儿经验，嘲笑我们在美化过的照片、滤镜视频以及ChatGPT生成的文字中寻找生活的答案和生命的真相？一想到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

如今，人们对画家米勒的关注程度或许也不及一百年前。实际上，早在1919年，《新青年》杂志就已经将其引入中国。那时，“美术”这个词涵盖了绘画、戏剧、小说等多个领域，米勒和他的作品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引进的西方思想资源，且与“文学革命”紧密相连。在整个1920年代，没有任何一位外国画家能像米勒那样受到新一代年轻人的追捧。1921年，年轻的茅盾任职《小说月报》不久便策划了一期米勒专题，他亲自撰写画家简介，并选取了米勒的《晚祷》（L’Angélus）和《饲》作为插图。事实上，《饲》并不是米勒最为知名的作品，原件一直在法国北部的里尔美术宫（Palais des Beaux-Arts de Lille）收藏，但在中国，由于《小说月报》等新型期刊的推广，《饲》获得了持久的影响——以至于到了1926年，沈从文将其设计成了戏剧《母亲》中的道具。到了1930年，鲁迅进一步提升了米勒在中国的影响力，他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发表关于绘画的演讲时特别展示了米勒的《拾穗者》（Des Glaneuses）和一幅英美烟草公司的商业广告画，也就是所谓的“时装美女”月份牌。在鲁迅眼中，后者技术粗糙，内容低劣，代表了一种扭曲病态的审美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勒那健康、质朴的现实主义表现，这种宝贵的真实性既是现实人生的基础，也为中国文艺指明了方向。沈从文也同样欣赏这种真实性。1935年，他在担任《国闻周报》副刊主编期间，还专门邀请朋友、画家司徒乔撰写了一篇介绍米勒和巴比松画派（L’école de Barbizon）的长篇文章。回顾《母亲》中的女大学生，她其实并不排斥米勒的“真实性”，但她对“真实性”的理解过于肤浅，过分重视抽象的意义上的真实，而忽略了具体可感的生命真实。

完成了《母亲》这部独幕剧后，沈从文并未再创作探讨婚姻恋爱主题的社会问题剧。这的确是一种真诚的创作态度——当时的沈从文虽然才华横溢，但毕竟年轻且未婚，尚未拥有婚姻生活的体验。他采纳了知音好友徐志摩的建议，转向书写更加贴近自身经验的主题，描绘他更为熟悉和亲近的湘西世界与湘西人民。自小说《萧萧》开始，沈从文塑造了一系列来自乡间民间的少女形象，如萧萧、三三、翠翠、夭夭等，她们天真善良，承载了作家对中国乡土世界的美好想象；而对于那些宣扬“自由”、“平等”口号的新派知识女性——即“女大学生”——虽偶尔在作品中出现，却不再成为故事的主角。

“正因为我知道你比我更多一点”

在文学创作中，沈从文展现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在现实生活中，他更是表现出近乎女性主义者的立场。

面对生命中最亲近的“女大学生”张兆和，沈从文始终鼓励她追求进步。张兆和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沈从文在信中告诉她要“不近人情地努力”，提高英语水平，“寻求跃进”；在他去苏州张家探访时，更是精心准备了一整套精装英译俄国小说作为礼物；在两人订婚后，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而张兆和也进入了充满激情的学习阶段。沈从文在《现代》杂志发表了小说《女人》，张兆和在同期刊登了小说《男人》；沈从文在《国闻周报》连载《边城》，几乎与此同时，张兆和也在《文学季刊》发表了小说《费家的二小》；沈从文非常珍视张兆和的翻译才能，张兆和也因此深受鼓舞，相继在《西湖文苑》《申报月刊》《国闻周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译作。即便在1938年4月，两人因战争被迫分居两地，沈从文仍不忘在信中激励张兆和，“我希望你能翻译书籍，不管是什么书都可以，因为我知道你比我更多一点。”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战争的混乱，忘记了妻子刚刚经历怀孕和生育的艰辛，家中还有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次子虎雏甚至连一岁都不到。他顾不上太多，一心只希望她过得更好，真心希望她首先是知识女性、作家和译者，然后才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

对待更年轻的女学生，沈从文也持有相同的态度。西南联大外语系的学生杨苡在其晚年散文《勇敢些——忆从文师》中回忆了恩师沈从文生前的故事。她提到了沈从文一再鼓励女学生们要“勇敢些”，并在她初为人母之时给了她一次“当头棒喝”。那是在1941年前后，年仅二十二岁的杨苡经历了结婚、生子，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她不得不携带着刚出生的婴儿搬到昆明郊区岗头村一处临时安置点。那里只有一间破败不堪的小屋——原本是厨房——只有三四个平方米的空间，摆下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和一条长凳后，她的宝宝只能躺在一个网篮里。人生的困顿和时代的动荡让年轻的母亲措手不及；更为意外的是，不久沈从文竟然出现在这个临时的“家”。杨苡回忆，“有一天沈先生突然让人陪着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来看我怎么生活”，“他见到我就笑着说：‘哈哈，做了个狼狈的小母亲啦！’接着又安慰我说：‘这没什么，勇敢些！’”那次见面后，沈从文还给她写了一封信，依然鼓励她勇往直前：“一个女人如果过了二十五岁还白白虚度光阴，那么未来就没什么指望了！”

沈从文的话语支撑杨苡度过了那段困难的日子。杨苡果然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开始投入到自己的“习作”之中，最终完成了广受赞誉的译作《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再次品读《萧萧》

在创作了《母亲》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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