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第一资本体育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令，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威胁正式生效。这一决定自3月4日起实施，并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再次加征10%关税。对此，中方迅速回应，指出单边关税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并立即公布了多项反制措施。
同一天，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将对美国进行对等的关税报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强调，墨西哥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其经济部长更是直言不讳地称特朗普此举是“没有道理的昏招”。欧盟多国也相继表态，准备好实施“对等关税”。
这场关税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各国纷纷采取行动，表达反对并制定相应的反制措施。
追溯到2018年3月8日，初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签署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行政令，标志着他开启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关税战。彼时，特朗普自信满满，坚信关税政策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然而，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却警示着这一策略的风险。
1928年，赫伯特·胡佛在竞选总统时承诺通过加征关税保护本国产业。1929年股市崩盘后，大萧条开始，胡佛批准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尽管该法案初衷是为了保护农业和制造业，但最终引发了全球贸易战，导致1929年至1934年间全球贸易暴跌66%，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失业率大幅上升。
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曾亲历过这一时期的危机，他警告说：“实际上，我们在关税方面有很多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征）关税是一种战争行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也指出，当前美国社会中的许多人缺乏危机记忆，心态上不会有特别深层的恐惧感和危机意识。长者之言，闻者当戒。
尽管特朗普可能意识到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但他仍坚持推行这一策略，主要基于政治、经济、战略及心理层面的多重考量。
政治因素：特朗普深知选票比经济更重要。他在竞选中强调加关税，成功塑造了“美国工人保护者”的形象，赢得了关键选民的支持，尤其是来自“铁锈带”地区的选民。这种政策容易被用于“敌我对立”的民粹主义叙事，让选民感觉特朗普是在为他们而战。
经济因素：加征关税短期内确实能带来一些积极效果。例如，2018年特朗普加征钢铝关税时，美国钢铁公司一度增加了就业，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然而，长期来看，这些短期利益难以持续。
心理因素：特朗普过于自信且讨厌承认错误，即便关税战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失，他也会将其归咎于其他因素。
战略因素：特朗普加征关税不仅出于经济考虑，还包含地缘政治战略，旨在拖慢竞争对手发展、保障供应链安全，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优势。即便自损八百，也要伤敌一千。
此外，特朗普并非孤立无援，其背后有庞大的选民群体和智囊团支持。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加关税”的暗线，如波士顿倾茶事件和南北战争等历史事件都与关税问题密切相关。因此，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美国国内并未遭遇强烈抵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商主义早已不再适用。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全球化、贸易自由和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关税成为大势所趋。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的寒流仍然时有发生。
百年前，世界各国高度疏离，矛盾重重，交通不发达，也没有互联网，当时打关税战都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局。如今，全球经济深度融合，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全球供应链的高度融合使得美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贸易，试图通过关税强行逆转这一趋势既昂贵又低效。
全球贸易的大幅减少还会危及美元的国际地位，进而动摇美国竞争力的根本。特朗普重拾关税大棒的底气或许来自美国市场的经济规模、消费能力和金融影响力，但滥用关税大棒最终损伤的正是这些，也危害全球经济发展。值此之时，人们不禁要问，特朗普是否记得这些关税政策的历史教训？
全球化背景下，自由贸易不应再遭寒流侵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各国应共同努力，推动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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