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从小生活在德国西南部城市斯图加特，这里是保时捷和奔驰的诞生地。然而，这座曾经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中心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索菲亚在汽车行业工作了八年，她深刻体会到传统产业面临的危机，并对经济滑坡更为敏感。这些变化逐渐影响到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令她触动的是，围绕政府政策的讨论比过去20多年的任何时候都要激烈。
去年12月，“债务刹车”问题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国总理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执政联盟提前瓦解。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提前至2月23日进行。选前，来自八个政党的代表多次举行电视辩论，在不同场合就移民与经济等关键议题展开激烈交锋。
“从未见过德国有如此紧张的选举氛围。”索菲亚告诉澎湃新闻，最近不论是在家庭聚会、朋友聊天，还是在电视、广播、社交平台上，全都是选举和政策的相关讨论，德国社会内部的意见变得更加分裂。
柏林市中心的反右翼极端主义示威活动如火如荼，数万人疾呼“警惕德国向右转”。许多人将矛头指向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骂声与呼声同在，选择党的支持率已经攀升到仅次于联盟党的位置。中间派选民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德国选择党依靠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不仅获得一些选民的支持，还一度突破了德国传统政党对极右势力垒砌的“防火墙”，似有进入“主流”之势。
极右翼强劲的上升势头冲击了长久以来的共识政治。近几个月德国多地发生外来人口袭击事件，惴惴不安的选民希望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索菲亚认为，这种趋势在意料之中，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
长期以来，德国被视为欧洲稳定的支柱，但现在正面临考验。德国人对自己生活水平的看法悲观，民调显示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住房危机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消退，对移民的态度变得强硬。全球和地区发生剧烈动荡之际，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也在下滑。
索菲亚没有透露自己在大选中如何投票，只是明确不会支持选择党，认为德国仍然会由主流政党执政，因为这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国家。
这是索菲亚在汽车行业工作的第八个年头，2019年她从德国老牌车企跳槽到以色列一家服务于自动驾驶的技术公司，几年后又转到了用于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她的理由很直接：一些外企在创新速度上比德国快，并且对新技术更加开放。
索菲亚跳槽的那一年也是德国汽车业备受“煎熬”的一年。受到贸易摩擦和欧盟排放新规的影响，2019年德国汽车本土产量创23年来新低，而那只是危机的序幕。2024年10月底，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考虑关闭德国的三家工厂，裁减数万员工，并下调薪资，震动全国。
大众所处的困境是德国汽车行业的缩影，在内燃机转向电动汽车的变革中，德国不具有关键的电池技术，还面临欧洲电动汽车需求下滑、能源和劳动力成本高企、其在主要市场中国的销量下跌以及中国竞争对手进军欧洲等诸多问题。
通过对海外车企的观察和比较，索菲亚认为，风险规避观念和官僚主义是德国车企创新乏力的主要阻力。早在特斯拉进入德国时，很多人就意识到了问题，但始终没有做出改变，拖慢了行业前进的速度，重创德国人的经济增长愿景。
2021年上台的“红绿灯”联盟继承了默克尔时代的财政正统观念，坚持平衡预算。“债务刹车”被奉为一种道德神话，明确了德国联邦政府不得为州政府举债，联邦政府的新增财务赤字不得超过国内GDP的0.35%。财政部欢庆“黑零”的同时，民间对火车频繁晚点、网络“龟速”的抱怨声不断。铁路年久失修、网络基础设施落后、住房短缺等问题迫切需要公共投资来解决。
去年11月，“红绿灯联盟”在谈判2025年预算时，自民党领导人、时任财长林纳德仍然要求严格遵守债务刹车，将削减财政赤字置于投资之上，而社民党和绿党都意识到公共投资的紧迫性，最后执政联盟以林纳德被解雇为句号垮台。
索菲亚和弗里德里希对朔尔茨领导的联合政府感到失望，但原因并非只是经济问题。疫情期间的政府决策让德国许多民众感到困惑和不安，“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悲伤的故事，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自此埋下了对联邦政府质疑的种子”。
“如果你不喜欢当前的社会状况和发展方向，选择党就成为了一个你可以投票支持的政党。”弗里德里希抵触德国选择党，但承认他们的宣传做得很好，直击一部分德国人寻找答案的心理。
40岁的弗里德里希生活在杜塞尔多夫市，该市约两成人口是外国国籍。他乐于看见陌生的面孔给家乡带来经济繁荣，他所在的公司也对外籍应聘者持开放态度，“德国IT行业有大量空缺职位，我们公司很欢迎外国IT人才，只要会说英语就可以”。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23年德国净移民人数为66.3万人，较前一年146.2万人大幅下降，但也部分弥补了德国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使总人口达到8470万人的新纪录。长远来看，未来劳动力缺口仍然是一个严峻问题。联邦建筑、城市事务和空间发展研究所（BBSR）去年发布报告称，到2045年，德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2%。
随着选择党支持率连年上升，外界不排除选择党在四年后进入执政联盟的可能。弗里德里希担心选择党的反移民政策会使德国对人才的吸引力降低，进而影响经济。他曾接触过一些选择党支持者，发现大多是老年人和年轻男性，“他们怀念过去的德国——只有德国人，一切都很熟悉。希望恢复传统的性别角色——女性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他的粗略印象与民调数据大抵一致。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26%的德国男性对德国选择党持正面态度，自2022年以来上升了10个百分点，而女性这一比例为11%。分析认为，女性更有可能关心自己和少数群体的权利，而男性则更担心不太以权利为基础的保守价值观。
善用社交平台的选择党近几年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截至2月23日，德国选择党在TikTok上的议会党团官方账号拥有超过563800名粉丝，在此次大选中得票率最高的联盟党在同一平台上只有27700名粉丝。
选择党图林根州党部领导人比约恩·霍克更为直接，他在去年8月演讲称：“夸张点说，（如果我当选）每分钟都会有遣送移民的飞机从埃尔福特机场起飞。”不久后该党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二战结束近80年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联邦州选举。由于缺乏盟友，选择党在图林根州没有上台执政的希望，但仍可以通过其影响力对政治议程施加影响。
作为选择党图林根州的新闻发言人和州议员，托本·布拉加经常会为其领导人霍克的一些言论做出解释。关于移民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维持正常运转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同时，又实行开放边境政策，两者无法共存。
布拉加出生于巴西，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长大，家人基本是左翼，但他与众不同，并坚定支持限制移民政策。大学毕业后，他最初加入了自由民主党（FDP），而后因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而主动退出，2015年转而投身选择党，正值时任总理默克尔做出开放边境的决定。布拉加认为，正是当时的决策使德国社会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德国东部地区人口外流问题一直存在，加之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问题更严重。2022年底，德国18岁至64岁人口约为5140万，其中只有720万人生活在东部各州（不包括柏林）。东部地区面临吸引技术工人和外国投资的难题，德国商界也在对此发出警告。
在越来越激烈的政治话语中，德国人的不安感悄然间野蛮生长，“不确定性”开始演变为另一种常态。2月24日凌晨，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联邦议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以28.6%的得票率领先其他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德国选择党得票率为20.8%，排名第二，以现任总理朔尔茨为总理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为16.4%，排名第三，遭遇二战以来最大败绩。
索菲亚对未来感到迷茫，但她相信德国仍会在主流政党的领导下继续前行。毕竟，德国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国家，安全感、计划性和可预测性是长久以来的生活常态。然而，眼前的混乱还不见底，德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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