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北京报道2022年全国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吗?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将举行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按照往年惯例,2022年全国人口数据将在此次发布会上公布。
但是在最近由中国人口学会主办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措施研讨会上,许多人口专家预测2022年全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口负增长呈现出什么特点,在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会如何变化,会不会拖累经济增长呢? 如何通过生育支持政策减少负面影响? 一连串的疑问必须解决。
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有何特点
人口负增长已经在很多时期在国内很多地方出现。
1983年江苏省太仓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75,成为我国人口转型过程中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区域。 1991年上海市首次出现负增长,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进入21世纪,江浙地区和东北地区部分城市相继进入负增长。 近年来,许多省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指出,由于出生率持续低迷,全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似乎比当初预计的要早一些,人口总量到达时间在逐年预测中提前,人口峰值相应下降。
认为,当前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是低出生率。 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提高生育率是遏制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选择。
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元新介绍说,人口负增长初期阶段人口规模仍然巨大。
新指出,2022年我国人口将转为负增长,到2035年总人口仍将达到14亿以上,到2050年将达到13亿以上。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许颖认为,中国人口负增长呈现出短期温和、逐步加快的特点。
七普数据显示,经过多情景模拟测算,“十二五”时期人口年均减少80万,“十五”期间人口年均减少230万,2031-2040年年均减少370万,2041年到2035年,我国人口下降规模小,下降态势平缓。
那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发展如何
联合国数据显示,2021年,世界38个国家和地区处于内在人口负增长中,负增长主要来自长期低出生率。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欧洲(包括俄罗斯、匈牙利等在内的25个国家)、亚洲(包括日本、韩国等在内的5个国家)、北美洲(多数为岛国)。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介绍,其中,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从1973年开始出现负增长。 匈牙利负增长时间最长,从1980年持续到2021年,4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减少了近10%。 俄罗斯在199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7年。 2007年至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2020年开始了新的负增长。 日本自2010年持续负增长以来,十几年间总人口规模的下降幅度约为3%; 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
陶涛表示,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一方面要采取鼓励生育和移民等措施缓解和阻碍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另一方面要增加妇女和老年人就业,采取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措施应对人口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负增长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厚莲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13个国家经历了人口负增长,但经济依然在增长。
其中有些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较低。 高收入国家日本、意大利、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低收入国家乌克兰、波斯尼亚等国超过了3%,匈牙利、罗马尼亚甚至达到了5%。
一些国家在人口负增长后,进入高收入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
刘厚莲认为,人口负增长不是经济衰退的决定性因素,人口负增长和经济增长可以并存。
劳动力会不会严重短缺
我国即将出现人口负增长和劳动力负增长的形势。
研讨会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系教授童玉芬表示,2012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06亿人的峰值,此后持续至今的劳动力开始负增长,到2021年下降到9.49亿人,每年
童玉芬认为,我国劳动力将随着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和发展而继续下降。
那么,我国今后劳动力会出现严重短缺和短缺吗? 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等对比。 童玉芬认为,很少出现劳动力总量不足的情况,结构性不足和素质不足才应该引起注意和改善。
我国劳动力持续减少,但规模仍然巨大,目前就业总量的压力依然存在。 有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劳动力人口仍在7亿左右,远大于许多发达国家的总人口。
童玉芬认为,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加快促进劳动参与率可以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 他认为,老年人口中低龄人口尤为丰富,需要通过加强人力培训、提高劳动参与率等方式增加劳动力供给。
此外,减少行业、职业、地区之间的劳动力结构性失配也是提高劳动力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
从劳动力需求侧看,随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产业结构不得不升级,以资本和技术代替人力,劳动力需求弹性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总量也将减少。
张颖认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但由于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到2035年将持续增长。 人力资本存量是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平均教育年限。
降低生育成本
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导致近年来我国出生数和出生率低迷的深层次原因。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变化,对影响生育政策的一系列因素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生育成本大幅上升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提高生育率,需要采取相应措施降低生育成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值彦建议,在经济支持政策上,逐步建立以未成年子女数为依据的家庭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提高所得税征收起点,降低税率。
在亲职福利政策方面,基于明确鼓励产假、产假、育儿假纳入生育补贴支付的女职工子女数量建立有效的用工成本分担机制,调动用人单位提供生育支持政策的积极性。
在配套服务政策方面,将普惠性保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加强生育关怀,逐步将生育相关医疗服务纳入基本医疗报销范围,探索辅助生育技术服务和商业健康保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认为,发挥好人口迁移和流动作用,应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主要抓手。
段成荣认为,流动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高于城镇本地户籍人口。 但由于他们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相关服务和措施不能很好地满足流动人口的生育需要。
段成荣认为,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生育支持、流动妇女产后就业保障和婴幼儿照料政策机制,可以将流动人口所没有实现的生育意愿变为现实。
“我估算了一下,如果实际实现这部分需求,可能会有0.1或更高的总生育率的提高。 ”段成荣说。
新认为,数量、土地、长期的人口流动,既能激活人口国内大循环,促进人口空间优化配置,又能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劳动力自身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人口大国空间流动优势的发挥。
段成荣指出,在就业优先战略中,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让劳动者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创造更多财富,是有效面对人口总体规模负增长和劳动力规模负增长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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