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路》再现“高加林难题”

由小说《人生》改编的《人生之路》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电视剧高度还原原著小说里的时代风貌，抓住了路遥作品的精神内核，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深入丰富和延展创造性地解读文学经典。

全景展示八十年代时代风貌

小说《人生》讲述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困境里的遭遇，他抛弃了农村姑娘刘巧珍，攀上城里姑娘黄亚萍，不惜违背道义良心也要走出农村，结果被引向悲剧结局。作品发表后引发空前轰动，高加林成为一个标签化的人物、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命运象征着当时农村青年的命运，“高加林难题”代表了一代农家子弟改变命运所经历的痛苦选择，这是作品最大的争议点。但《人生》作为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对高加林心理动机的阐述有限。

电视剧《人生之路》通过大篇幅的人物成长经历，把标签化的“高加林”丰富为一个拥有完整精神世界的角色。剧中的高加林对山沟外的世界拥有更开阔的眼界，因为读过书他知道世界有多大，知道人可以换一种活法。在成为小学教师后，他为学生动情讲述祖国山河，用滚铁圈当火车带着学生“环游”全国，邀请黄亚萍给学生上舞蹈课，这些情节侧写出高加林这个农村知识青年心中强烈的家国情怀以及“诗和远方”。

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改编重点是高双星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个戏剧结构把高加林个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拓展为“陕北农村的高加林”和“上海求学的高加林”两种人生之路的落差。剧情在还原上世纪八十年代陕北农村风貌的同时，又通过高双星上海求学的剧情线，补足了比原著小说更为宏阔的时代画卷：改革开放浪潮下大城市的勃勃生机、人们如饥似渴地获取知识以及蔚为壮观的“文化热”。

当这样一个让知识分子心潮澎湃的时代到来，对困守于偏远农村封闭环境中的高加林来说，城市梦不仅意味着端上“铁饭碗”吃上商品粮，还意味着一个读书人在时代机遇中，渴望与国家时代的发展同步，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济世梦。对比原著，《人生之路》不再是陕北故事、地域故事、乡土故事，它全景展示了八十年代的时代风貌，让观众不知不觉代入高加林的不甘心、不认命。

回望一代人的精神变迁

发表于1982年的小说《人生》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给个体命运造成的无解困境，个体视角的人文关怀打破了当时僵硬的文学创作模式。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改编承袭了原著的精神气质，剧中现代文明带来的最深刻冲击，不是孩子们第一次看到汽车、“高加林们”第一次看到火车，而是一代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梦想被点燃。

剧中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改编情节是，从上海来的大学生陈方明星夜赶路，从高家村跑到县城，只为打电话祝福女友生日。第一次见识到生日祝福和直白的爱意表达，高加林和刘巧珍都大为震撼，那是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惊鸿一瞥。受此启发，高加林给全校师生举办了充满仪式感的集体生日会，让山沟沟里的孩子们感悟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尊严感。

很多改革开放历程中，真实发生过的个人境遇和生存状况被看见、被关照的社会议题和热点事件，也被巧妙地移植进剧情。高加林在《中国农民报》发表报告文学《一个孩子的读书梦》，关注农村失学儿童，引发巨大社会反响。高双星在上海的建筑工地打工，为农民工讨薪奔走呼喊，成功发表文章《农民工生存报告调查》，不但引发了社会关注，也让他开始重寻自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文明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改变。《人生之路》中，“高加林们”用知识改写自己的命运，也在努力用知识改变别人的命运。作品用今天的价值观和审美需求延展故事，回首一代年轻人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选择，再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精神变迁。

呈现真实的当代高加林

《人生》的故事内核是“人与命运的博弈抗衡”，在一次次被命运打回高家村后，高加林的复杂性逐渐显现，新播出的剧情重现了原著中的“高加林难题”：质朴姑娘刘巧珍的默默守护与上海姑娘黄亚萍的热烈示爱，让高加林陷入难以抉择的境地。刘巧珍和黄亚萍分别代表了黄土地和大都市，高加林的摇摆则是他内心矛盾的外化表现，“高加林难题”是无法逃避的成长代价，《人生之路》用时代的眼光延续了原著小说的严肃思考。

在高加林身上，既可以看到人性的闪光点，又可以看到人性的灰暗之处，演员陈晓把高加林这一人物的自负与自卑、朴实与虚荣、软弱与坚强诠释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个人气质还是表演风格，陈晓都与高加林非常贴合，他凭借自己的表演实力，演绎出了一个真实的当代高加林。

《人生之路》也是一代青年的群像人生。与原著不同，剧中高加林、高双星、刘巧珍先后走出了高家村，三人的出走之路并不相同。高双星借助村主任父亲的权力，偷走高加林的人生来到上海。高加林性格复杂，想做“顶天立地之人，惊天动地之事”，却牺牲了与刘巧珍的爱情。刘巧珍没有上过中学，但她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剧情一直在铺垫刘巧珍个体意识觉醒、敢于活出自我的启蒙之路。高加林、高双星、刘巧珍等人与命运的交手才刚刚开始，他们将在续写的《人生》故事中“落子无悔走好自己选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