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币法律地位争议：在刑法规制的边缘探索

近年来，虚拟币犯罪频发，引发法律界激烈辩论，尤其是在将其定性为刑法规制对象时，理论与实践呈现显著分歧。裁判文书显示，多数案例倾向于将虚拟币视为数据而非传统财物，适用数据或计算机相关罪名。然而，不乏有观点认为，在特定犯罪中，如盗窃、抢劫或诈骗虚拟币，应视同财产犯罪处理。这一分歧反映了司法实践中对虚拟币属性认识的复杂性。

2017年与2021年的金融禁令，明确限制了虚拟币的交易活动，民事领域也将其交易视为违背公序良俗。支持财物属性的观点忽视了关键点：虚拟币本质上是区块链上的数据记录，如同分布式账本。以比特币为例，它的产生基于算力竞争，本质上记录着“矿工”的记账劳动。然而，这与货币的本质——依托中心化信用体系的账本记录——并无本质区别。我国政策明确排除了虚拟币的货币功能，因此在法律框架内，虚拟币的账本价值失效，仅剩数据属性。

真正被视为财物的物品需具备排他性占有与可支配性。法定货币依靠实体形态与防伪技术确保这一点，但虚拟币的不可篡改性尚存争议，且技术理论上存在被复制的可能。不同虚拟币的安全级别不一，刑法上将其笼统定义为财物显得草率。以太币的复制漏洞案例便是警示，强调了对虚拟币属性需个案分析的原则，以免无意间为区块链技术的安全性背书，与政策相悖。

如泰达币等中心化发行的虚拟币，其价值依托于发行者的信用，安全性和价值波动性极大。在缺乏官方认可的情况下，这些私人货币的财物属性先天不足。将此类虚拟币视为财物，无异于挑战法律界限，与禁止私人货币发行的原则相冲突。

财物的核心在于其可定价性，而非单纯的交换价值。虚拟币因缺乏官方定价机制，且不适用于传统价格认定范畴，将其纳入财物定义面临法律障碍。市场波动大，加之我国禁止虚拟币定价服务，使得通过市场法定价变得不可能，进一步证明虚拟币难以符合财物的法定属性。

将盗窃毒品的法律处理套用至虚拟币犯罪，忽略了其特殊性。毒品犯罪的处理是基于其社会危害性的直接拟制，并非财物属性的认可。虚拟币的非法交易背景使得直接套用财产犯罪定性显得不妥，需要更细致的法律考量。

将虚拟币纳入刑法保护，与民法及金融政策的立场不一，破坏了法秩序的统一。因此，法律处理应确保一致性，避免通过刑法保护间接促进虚拟币市场的非法活动。

尽管不主张普遍将虚拟币视为财物，但在特定犯罪场景下，如用作洗钱、诈骗的媒介，或是非法交易的手段，可以针对性地定性为财产或经济犯罪，但核心在于打击犯罪行为而非保护虚拟币本身，从而避免直接定义其财物属性，巧妙绕过法律界定的困境。

（本文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